置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置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作者 余杰
前段時間，我收到了一封來自廣東的“讀友”的來信。寫信的人是一名高中復讀生，由于我在很多文章中尖銳批評了當下中學教育的種種弊端，他便以“親歷者”的身份告訴我許多切身的感受。我一直都很重視這樣的來信，一是因為我告別中學時代已經(jīng)十多年了，了解如今中學的現(xiàn)狀需要“正在受害者”的講述；二是因為私人通信比較真實，給我寫信的孩子不會像寫作文那樣編造假話，他們大都會掏出心窩子來，告訴我他們生活的真相。而這些真相，就是被“謊話大王”們一層層地掩蓋起來的中國社會的真相之一�！ �
這位學生在信中寫到：“在我們這里，復讀一年可不是什么新鮮事，復讀兩年、三年，甚至更長的都大有人在，作為一名‘高四’畢業(yè)生，我覺得我們的壓力是巨大的。這壓力不單單來自于繁重的學習任務，更大的是來自于這套制度為我們營造的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氛圍之中，每一雙眼睛都在關注著我們，父母、親人、朋友，我們深知他們是出于對我們的關心才這樣，但每每這樣想起，我就感到更大的壓力。在其他人眼里，我們的前程，就在于我們每次考試的成績。成績好的被英雄般看待，成績差的卻有天壤之別的待遇。每當看到電視報紙對‘高考狀元’的大量報道時，我都會立即轉(zhuǎn)移視線，為什么我們的主流媒體只會將‘狀元’們大肆報道，而對那些自殺的落榜生卻只字不提？”
二零零五年是中國廢除科舉制度一百年，但是今天的高考制度其實又是古代科舉的變種。高考制度使得中學教育的所有內(nèi)容都以之為核心展開，也使得中學生人格和精神的成長遭到嚴重的扭曲，甚至在某種意義上使得教育機構成為置學生于死地的“死亡機器”。這位復讀生在信中講述了駭人聽聞的事實：“二零零三年六月七日，就在高考前的第一天，浙江溫嶺一名女考生在考完第一科語文后不久就跳樓自殺了，她無法承受如此巨大的壓力，終于以死宣告與高考制度的徹底決裂！這并非空谷回音，它每年都在發(fā)生，在我身邊就有很多類似的事情，我的一位同學，第一年考得不好，復讀一年還是落榜了，終于在第三年考上了一所普通高校，可就在她入學不久，我就得知她精神失常的噩耗！余杰，你說過：那射向柔石、瞿秋白和聞一多們的子彈并不是人間最可怕的東西，更可怕的是那股逼得胡風、路翎變成瘋子，逼得老舍跳湖、傅雷上吊得‘看不見’的力量。但我不得不遺憾地指出：我們的高三學生不都生活在這股力量的陰影之下嗎？！”
這是肺腑之言，這是血淚之言。這里沒有謊言，沒有夸飾，有的是受害者的心聲，有的是中國教育可怕的現(xiàn)狀。就在我閱讀這封信時，新學期剛剛開學，我在網(wǎng)上看到幾則由于無錢交學費、無法繼續(xù)上學，幾個孩子選擇自殺的消息——這又是另外一種死亡。孩子們“前赴后繼”地死去，有的是因為被剝奪了上學的權利，有的則是不能忍受這套“吃人”的教育制度。孩子們以死亡這種絕決的方式，凸現(xiàn)出今日中國教育領域的極端的不公、極端的冷酷。他們的死亡無損于自欺欺人的“九年義務教育法”，長期以來該法令僅僅是一紙束之高閣的空文。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的鶯歌燕舞遮蓋了孩子們靜悄悄的死亡，而那些習慣于歌功頌德的學者、作家和記者們，也不會把這些孩子的“非正常死亡”當作有用的“素材”或“新聞”�！ �
有人說教育是當今中國“計劃經(jīng)濟的最后一個堡壘”，也有人說一九四九年之后“最大的失誤就在于教育”。據(jù)央視《生活》欄目報道，僅僅寧夏省的一個貧困縣，便有兩萬以上的適齡兒童失學。當?shù)亟逃賳T表示：“這些孩子面臨的不僅是失學問題，而且是吃飯問題，他們中的許多人連飯也沒得吃�！碑斣絹碓蕉辔鞑康貐^(qū)農(nóng)民的孩子因為父母無力承擔昂貴的學費而不得不放棄上大學的機會時，誰來代表他們的利益呢？那些“自動”地成為“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的官僚們，哪里會把這些學子的前途和幸福放在心上呢？他們在忙忽著貪污受賄，忙忽著辦理外國護照和海外帳戶，忙忽著吃喝嫖賭種種事務。連扶貧款都會被私吞，連希望工程的捐款都會被挪用，在這個權力崇拜的國度里，那些沒有“好爸爸”、“好媽媽”的孩子理所當然地成為被特權階級無償犧牲的“無權者”。與晚清時代相比，今日留學資源的壟斷更為嚴重。晚清由曾國藩策動的第一批留美幼童，全部都通過了嚴格的考核，大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而今天能夠到歐美諸國留學的幾乎都是官僚和官商們的孩子，他們在海外過著一擲千金的豪華生活，至于他們是否真的完成了學業(yè)并不重要，因為他們更重要的功能乃是充當父母的“洗錢機器”。據(jù)說，僅瑞士一個歐洲小國，就有數(shù)萬中國留學生。他們?nèi)绾文軌虺惺苋鹗繕O其昂貴的物價？作為官僚和官商們的孩子，他們自然不會擔心這樣簡單的問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工人和農(nóng)民的孩子除了高考和參軍這兩條出路，要想擺脫“賤民”的身份別無他法。但是，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高等院校已經(jīng)悄然實現(xiàn)了“產(chǎn)業(yè)化”，沒有錢你焉能上大學？而招兵也逐漸成為一項油水豐厚的買賣，好的兵種需要花費相當不菲的“打點”費用，這筆開支絕非尋常人家所能承受。那么，那些只有“貧爸爸”、“貧媽媽”的孩子就永遠被定格成在“弱勢群體”的位置上。在絕望中，不少孩子斷然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
另一方面，即便是那些“有幸”進入各級學校的孩子，卻并不意味著就能“憑借教育獲得解放”。相反，他們長期背負著沉重的精神包袱，忍受謊言的熏陶，還要承擔升學的壓力。在從幼兒園開始的各級教育機構里，許多教師都把學生當作凝固的“工具”和“符號”——學生的考試成績就是學生的“身份證”，幾組簡單的數(shù)字比活生生的生命更為教育者們所看重。大部分教師只關心學生的分數(shù)以及班級高考上線的人數(shù)，而不會關心學生心靈的成長和精神的健全。更何況許多教師在重重壓力之下，自己的精神狀況并不正常——據(jù)《三聯(lián)生活周刊》的一份調(diào)查顯示，中國內(nèi)地的中小學教師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的人占了三分之一左右，此比例遠遠高于普通人�；忌狭藝乐氐男睦砑膊〉慕處�，如何能夠順利完成“傳道、授業(yè)、解惑”的使命？在“應試教育”的重壓下，老師跟學生一起呻吟。所謂的“素質(zhì)教育”只有在北京、上海等享受中央政策傾斜、占據(jù)大量教育資源的“國際大都市”中才有零星的閃現(xiàn)。在更為廣袤的區(qū)域中，孩子們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可憐的人”�！ �
于是，我們看到了湖北黃岡中學這樣的“地獄學�！庇旰蟠汗S般產(chǎn)生，盡管這所學校每年都把數(shù)百名畢業(yè)生送進重點大學，但學子對母校卻唯有噩夢般的回憶；于是，我們看到了“神童制造商”聶其文被家長們奉為楷模，盡管他的兒子聶愿愿十五歲考上名牌大學、成為“少年天才”，但孩子卻對記者說：“恨不得將父親殺死！”于是，悲劇屢屢發(fā)生。中國的教育生產(chǎn)線生產(chǎn)出了無數(shù)的冷血動物和精神殘疾者，他們擁有名牌大學的學位，卻不具備普通人的愛心和良知，他們中有在美國槍殺導師的盧剛，也有用硫酸去傷害黑熊的劉海洋，還有貴州安順因為不堪父母在學習上的嚴格要求而將父母毒死的十五歲的雙胞胎姐妹。不久前，我與一對年輕夫婦以及他們正在上初中的女兒一起吃飯。席間，談起云南大學那個殘酷殺死數(shù)名同學的大學生，父母皆驚詫失色。于是，我詢問到這個活波可愛的女孩，她的同班同學是否知道這一事件，并對此有何看法。她告訴我們說：“我們同學大多數(shù)都聽說了，大家認為這沒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別人欺負你，你就得這樣還擊嘛�！彼母改父谴蟪砸惑@，原來自己的孩子生活在如此恐怖的氛圍之中！然而，就是這種孩子皆以殺人為正常的時刻，還有作家寫作《狼圖騰》這樣的小說，號召中國人要少一點人性、多一點狼性！
孩子們紛紛死去，或者是肉體的死亡，或者是精神的死亡。這是一個我無法回避的問題：當我們對孩子的死亡熟視無睹的時候，我們民族還有什么希望呢？然而，還是有御用學者滔滔不絕地談論“二十一世紀是中國是世紀”、“中國正在和平崛起”——我不知道，一個充斥著文盲和瘋子的國家，怎么能夠領導世界、怎么能夠主導全球文明的發(fā)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