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說新語的文學批評文獻價值論文
論文摘要：南朝劉宋時期的劉義慶所編撰的《世說新語》一書，為后世展現(xiàn)了中國魏晉文人這一獨具個性的群體的生活風貌。在中國文學史上，它向來被視作中國古代志人小說的初祖。事實上，《世說新語》在一些章節(jié)條目中還保留了大量極有理論參考價值的文學批評文獻材料。文章特以《世說新語·文學》為例，簡要論述《世說新語》在這一方面的價值。
論文關鍵詞：世說新語；文學批評：文獻
《世說新語》原稱《世說》，唐時稱《世說新書》，原書八卷，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三十六門。由南朝劉宋時期的劉義慶所作．梁劉孝標為之作注。在中國文學史上，尤其在中國小說發(fā)展史上。這部著作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作為被大多數(shù)學者認可的中國古代志人小說的發(fā)端之作，它對于小說這一文體在后世的成熟和演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事實上，拿我們今天的小說藝術虛構性這一衡量標準來看，把它界定為完全意義上的小說，還是值得商榷的�！妒勒f新語》側重記載了魏晉文人群體的言談舉止，堪稱為當時文人提供談資并借以學習揣摩的“名士的教科書”，正如《中國小說史略》所言，它屬于“遠實用而近娛樂”的“賞心”之作。同時，由于《世說新語》一書中記錄的人物言行，在一定程度上仍帶有史傳的色彩。因此，它的史料文獻價值也逐漸為今人所重視。本文以《文學》一門為例證，進行歸納探究，試圖使人們對《世說新語》在文學批評成果方面進行重新認識。
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上。涌現(xiàn)出一大批承載傳統(tǒng)文化的論著典籍，然而由于改朝換代的紛飛戰(zhàn)火、最高統(tǒng)治者的文化鉗制，加之一些史料保存上不可克服的自然因素，很多書籍典章已經灰飛煙滅，對我們今人來說，的確是莫大的損失與遺憾。為了盡量恢復這些已經散佚的作品的原貌，我們努力在一些有幸保留下來的典籍中尋找點點滴滴的思想光輝。在《世說新語·文學》中，我們可以追溯一些論著在當時的創(chuàng)作和流散情況。鄭玄想為《春秋左氏傳》作注，還沒完成，一次外出遇見服虔，有感于服虔也潛心于為《左傳》作注，與自己志同道合，于是鄭玄把自己注過的部分都給了服虔，因此有了服虔的《春秋左氏傳解誼》。另如《老子》的成書過程，究竟最初它就分為《道》、《德》兩部分，還是后人的編排劃分?《文學》中有一條目談到何晏剛完成《老子》注，去拜訪王弼，發(fā)現(xiàn)王弼的注精深奧秘，于是心悅誠服，把自己的注改成了《道》、《德》二論。魏晉時，為前代各家經典作注似乎是蔚然成風。《文學》中提到，單為《莊子》作注的就有幾十家，但由于道家精意的高妙，鮮有人能參透。其中向秀的注解可謂精妙絕倫，但《秋水》、《至樂》在他離世時可惜沒有注完。才華出眾的郭象對向秀的遺作略加改動，又補注了《秋水、《至樂》，因此傳世的有向秀、郭象兩種《莊子》的注本，其實義理闡釋是相同的。盡管《世說新語》還有不少類似于這樣的'記載，其真實性仍有待于我們借助其他文章典籍作對比確證，但是它畢竟為我們了解中國文學遺產積存的歷史打開了一扇窗戶，提供了一條值得探尋的路徑。
魏晉時期是一個極其崇尚美的時代，這種美包括外在的聲色之美、內在的涵養(yǎng)之美。體現(xiàn)在具體作家、作品上，它可以說是豐富多彩的，我們從《文學)一門能夠明顯嗅出那段歲月文壇上獨有的氣息。首先，一些千古傳誦的佳作在劉義慶的筆下多有提及。這使得后人對它們的解讀變得有據(jù)可查。當時眾多名士喜歡鉆研《莊子·逍遙游》的理趣，但少有人能夠超越郭象、向秀的，唯有支遁的觀點高超出眾，“支作數(shù)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fā)�！比粝氚彦羞b游》的真諦透徹領悟，恐怕一定要從郭象、向秀、支遁等人的注釋、宏論人手了。魏晉時人清談玄遠，在對一些文學作品的鑒賞中，展現(xiàn)了他們特有的審美取向。一次，謝安趁弟子們聚會的時候，問“《毛詩》何句最佳?”謝玄說：“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敝x安說：“哥謨定命。遠遒辰告’�！闭J為這句頗有高人的深意。在當時的作品品評和流傳過程中。被所謂社會名士認可，也是相當重要的，確實是“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弊笏寄米约旱摹度假x》給別人看，人們都譏諷詆毀，不屑一顧。只有張華對此文有極高的評價，認為這篇文章可以和張衡的《二京賦》鼎足為三，并建議他請名士作個宣傳。于是左思請皇甫謐為《三都賦》寫了序，其作立刻身價倍增，一時洛陽紙貴。這說明中國文人很早就有了借助名人效應，推介自己的文學產品的自覺意識．在那樣一個年代的確是難能可貴的�！段膶W》對作品的傳播情況也多有記述：當裴啟的《語林》剛剛問世，就被遠近大加傳頌。當時的名流少年沒有不傳技的，人手一份，尤其是記載王世殉的《經王公酒壚下賦》，頗有文采。了解作品當時的寫作背景，方便我們把握詩文的深層涵義，并能夠進一步很好地認識作者以及他的相關作品。劉義慶記載了今人家喻戶曉的曹植七步成詩的典故．幫助我們更深地體會為什么曹植后期的詩風由原有的意氣昂揚轉為哀愁低落，顯然，君臣、兄弟之間的不容，政治上的恐慌與失意是最重要的主導因素。在對當時文人作品的評議賞析中．《文學》一門不乏精辟的論斷，往往數(shù)語即勾勒出一位文人的文學風貌，它們與其他論著中的評語相互呼應，更加具備了說服力。如孫綽說：“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币馑际钦f，潘岳的文章之絢麗如同披著錦緞，無處不美：陸機的文章好比沙粒中選金子，常常能發(fā)現(xiàn)珍寶。另一條目中，孫綽又說：“潘文淺而凈，陸文深而蕪�！奔磁嗽赖奈恼聹\顯簡練。陸機的文章深奧蕪雜。潘岳、陸機是兩位重要的太康詩人，在《晉書·潘岳傳》中記載：“岳美姿儀，辭藻絕麗”，《續(xù)文章志》中說：“岳為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文章傳》對陸文也有贊語：“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梢姡瑒⒘x慶的記述恰是時人文學觀的真實反映，是比較客觀的。另外，我們結合他們的作品去品味，亦會得到大致相同的結論。此外，《文學》一門還有對其他作家、作品的評論．譬如簡文帝稱贊許詢說：“玄度(許詢字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
《世說新語》中涉及文學批評理論的觀點比比皆是，從中可以看出魏晉文人的創(chuàng)作論、鑒賞論等文學思想與當時及后世的評論家的觀念相契合。在《文學》的記載當中，筆者搜羅了幾條．依此來加以分析闡釋。作家的學養(yǎng)一方面來自于先天的稟賦．另一方面，后天的勤奮努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劉義慶對后者非常重視。他舉了兩個例子來說明。諸葛玄年輕時不肯讀書，與人談論雖顯其天分卓拔，但終究是功底不夠扎實深厚。于是他接受了王衍的建議，認真讀了《老子》、《莊子》等道家著作．再與人談論則又上了一個層次。雖然受魏晉談玄之風的影響。這一條目重在說明大量接受老莊思想對名士言談的裨益，但側面也強調了后天學習的重要性。另一條目講的是天生才華橫溢的殷仲文。由于讀書不多，文才難有大的長進。時人傅亮嘆息道：“如果殷仲文讀書有袁豹的一半，文才就不會比班固差。”《文學》中還有個別條目說明當時的文人反對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因襲模仿，并認為那是鄙陋不堪的：對于庾亮出于同族之情，廣為宣傳庾聞的《揚都賦》，謝安持相反的態(tài)度：“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儉狹”即貧乏小氣之意。文學作品能夠感染人，說服人，甚至調動人的情緒，主旨、文采與邏輯結構這三個要素缺一不可�！段膶W》也以實例對這一點作了印證。擅長清談的樂廣卻不擅長寫文章。前文提及長于華美文辭的潘岳根據(jù)樂廣的意旨寫成一篇表章，名噪一時，時人評價之：“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笨梢�，文章需要一個中心意旨與合理的結構安排。此外，文章像做衣服一樣，只有剪裁得當，才能配合好的文采流傳于世。孫綽評論曹毗的才質就像“白地明光錦”，卻被裁為下等仆人的褲子，“非無文采，酷無裁制”。在《文學》中，我們能從一些材料中看到魏晉文人對文章聲律音韻的要求同樣是非常高的。庾聞在《揚都賦》中寫道：“溫挺義之標，庾(庾亮)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焙髞硭选巴备某伞翱 �，“亮”改成“潤”。一者為避庾亮的名諱，二者是為了“俊”與“潤”的隔句押韻。又如孫綽寫好《天臺賦》后，拿給范啟看，說：“您試著扔在地上，一定會發(fā)出鐘磬之聲。”范啟說：“恐怕你的鐘磬之聲不合音律吧�！敝袊糯膶W批評理論中，言與意，文與情，形與神的辯證關系是經常被談到的論題，劉義慶的《世說新語》中有多處提及。在《文學》一門突出表現(xiàn)在以下幾則條目中．從中不難看出當時文人對這些文學現(xiàn)象的理解和看法。綜觀這些言論，都集中體現(xiàn)了魏晉之際玄學思想具有的思辨哲學的色彩．以“無”為體，以“有”為用。在文學認識論上，便產生了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基本概念。如“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后慧。”牙后慧”即指言外的理趣。說明對語言的解讀不能單純拘泥于表面文字，而要仔細體味文字之外的作者用意．而言語僅僅是抽象的“意”的載體。文人作詩文，一般都是有所寄托的，功利目的明顯，特別是他們經常把詩文作為個人情感的依托：王季看了孫楚的詩，感慨“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另如“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蔽簳x是以形見神，遺形取神的美學觀念興起的時代，《世說新語》臧否人物，無需刻畫全貌，只用片言只語便可達到令人銘記于心的效果。這種形神觀直接地出現(xiàn)在《文學》中人物之間的對話里。郭璞有詩：“林無靜樹，川無停流�！比铈诨貞溃骸八暫甏�，風聲瑟瑟，實在難以表達。每次讀到這首詩，覺得精神和形體具有超越之感�！毙䦟W思想在魏晉時期的盛行，使后來在《世說新語》里記載了很多與莊子“物化”、“得意忘言”等文學理念相關的文學批評文獻材料，筆者于此不再一一列舉，僅就以上幾條管窺一二。
雖然本文僅是對《世說新語》之《文學》篇中關于文學批評文獻的舉例與分析，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大致看到劉義慶的《世說新語》一書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是有一定文獻價值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罕有的黃金時代，即使是并非專論的《世說新語》這樣的志人小說集，在有意無意中也為我們今人留下了大量寶貴的文學文獻材料，這的確讓千百年后的今人感到振奮，同時它也在鞭策著我們進一步探索與發(fā)掘與之相關的更多的文學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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