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播學理論研究概述論文

　　摘要 2008年，傳播學者一方面對改革開放30年來傳播學研究取得的成果進行總結，另一方面又在傳播實踐的基礎上，對知識社會學的地位、傳播學本土化的路徑，西方經典傳播學理論的局限以及傳播理論在中國新的傳播語境下研究的新進路進行了探析和反思。

　　關鍵詞 知識社會學 傳播學本土化 經典理論反思 研究新進路

　　2008年的傳播學理論研究焦點大都與這個年份的特別之處有關。首先，2008年時逢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因此，傳播學界在本年度對中國傳播學理論研究30年的歷史和現(xiàn)狀進行了集中的總結反思，并提出多種因應之策；其次，2008年出現(xiàn)了如冰雪災害、3·14事件、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奧運、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響力社會事件，結合這些事件對傳播理論與實踐進行概括與總結，或針對這些特殊鮮活現(xiàn)象探討具有中國特色的傳播理論發(fā)展之路，是本年傳播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方面。

　　一、中國傳播學研究30年：實績、困境與反思

　　有多位學者撰文提到，經過30年的發(fā)展，傳播學在教育建制上已經成為國家認可的一個“學科”；如果從相應教研機構、論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標衡量，儼然已是一門“顯學”。有學者用極其概略的方式總結了大陸傳播學研究的實績：傳播學界出版了諸多較為完整、系統(tǒng)的本土教材；西方經典的引進和譯介亦頗具規(guī)模；理論方面的著論已從西方學術介紹轉入本土化應用階段；在部分領域已經產生了一些較為出色的學術成果；實證研究逐步普及，對資料及研究邏輯較為重視。

　　不過，和許多學者總結大小媒體30年歷程時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現(xiàn)出的明顯激動與興奮相比，很多學者對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現(xiàn)狀并不持“自豪”和“樂觀”的態(tài)度——更有學者把自己回顧傳播學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為“一半是驚喜，一半是驚恐”——這些說法啟人深思。下面將他們的反思進路大致地分為兩類，分別加以概述。

　　一是通過知識社會學意義上的批判性考察，著眼于中國大陸傳播學知識的歷史建構過程及其得失。

　　回顧傳播學引入中國的第一個10年，批判學派的“夭折”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親身傳播、學者們原有的知識局限等有關。但更深層的原因卻是知識生態(tài)的壓力。這種知識生態(tài)直接受制于意識形態(tài)的壓力，“這種壓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當時的傳播研究主體被迫采用雙重標準的研究策略：對外批判主義，對內行政主義。”時至今日，這種雙重標準的研究策略遠未絕跡。有些學者的觀察可謂犀利：“有機會的時候，中國學者能夠將批判理論運用得相當嫻熟，簡直可以說是如說家珍�！�

　　“傳播學本土化”問題自傳播學引入時就開始困擾中國傳播研究者。有學者以反思傳播學研究為契機，轉換提問的方式，對“傳播學本土化”話語本身進行問題化。作者以受眾研究為例，從經驗的、歷史的角度對“傳播學本土化”的現(xiàn)實結果進行考察，研究結論大大挑戰(zhàn)了人們的成見：“中國的傳播研究不是沒有本土化，而是過于本土化，以至于我們要對這種以實用為主的本土化策略進行批判性反思�！痹谌绱藝乐氐谋就粱�現(xiàn)實被忽視的本土化討論背后，更嚴重的是政治場域和經濟場域對學術場域的滲透，導致中國傳播研究出現(xiàn)了明顯的輕理論、重應用，輕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論研究的生存空間局促的不是被整體化的“西方”或“西方傳播學理論”，恰恰是成為主導傳播研究的現(xiàn)實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學者認為，在諸多制約傳播學研究發(fā)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決的，是在思維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義傳統(tǒng)的束縛。功能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把“社會需要和傳媒業(yè)發(fā)展”當成一個固定不變的敘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傳播領域的“社會需要論”，即把一些傳媒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和變化都視為“社會需要”，使得傳播學研究陷入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也沒有生產任何新知識產生的循環(huán)論證之中。具體到研究中，就是將本該被仔細辨析的對象類型化、對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證明某些類型的存在，而不是從類型中發(fā)現(xiàn)新的變異。功能主義思維還導致研究中出現(xiàn)了抽象的性質決定論，把研究變成貼標簽和時髦的詞匯競賽。該學者建議，要扭轉這種日漸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從“功能主義向建構主義的轉化；從社會決定論向社會互動論轉化；從抽象的因果推論向具體的事實描述轉化；從事例歸納向意義解釋轉化”，在傳播學研究中時時“面向事實本身”。

　　有學者從學科建設的角度表達了對概念及其闡釋在傳播學研究中處于“失落”境地的擔心，提出傳播學概念和概念闡釋在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和教學中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學習、厘清現(xiàn)有傳播學及相關學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須從事的一種“投入”（input）行為；同時，在歐美的傳播學研究受社會穩(wěn)定、制度完善、固有學科范式的影響，研究議題日趨微觀、瑣碎的背景下，處于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中國學者理應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義的傳播學概念、問題和假設，積極參與到理論概念的建構過程中。無論是倡言“厘清”，還是字里行間包蘊的“發(fā)明”沖動，都滿含著作者對于中國大陸處于全球傳播學知識生產的終端位置的焦慮和不滿，以及建立一個自主自覺的學術共同體的熱切期盼。

　　有學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關著述的基礎上，對1978—2008年間人際傳播研究的歷程進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陸人際傳播研究經歷了三個發(fā)展階段，以介紹西方人際傳播基本概念、理論、普遍原則和原理為主要目標的引進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際傳播學術和概念，嘗試對中國社會人際傳播現(xiàn)象、觀念與問題進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隨中國社會轉型與變革現(xiàn)實需要，逐漸形成和擴大人際傳播研究領域的跨學科研究。。有學者從時間、理論和問題三個層面，對跨文化傳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認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認可的觀點，做了一個素描式、綱要式的總結。這些學者的主要觀點是：作為傳播學分支之一的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在20世紀80、90年代確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學者們對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認同，但對其理論實質沒有統(tǒng)一的認識；國內的跨文化傳播研究體現(xiàn)出一股較濃厚的理論角度而非實踐角度的問題意識；明晰語境、理論落地、理論建設和理論升級是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幾個現(xiàn)實緊迫要求。

　　二是對傳播學教育和研究體制進行剖析，注目點在傳播學研究基本學術規(guī)范、學術評價標準和學術自主性建設等相關問題上。

　　有學者認為當前的傳播學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規(guī)范，低水平高度重復性研究，其中對政策進行詮釋的注腳式研究、實用性行政研究和論文評論化現(xiàn)象尤為嚴重；研究生力軍聰明有余，基本訓練不足；理論問題意識不強，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學科和全球的視野。要解決以上問題，必須首先改革傳播教育，這包括研究生院課程、招生辦法和研究體制方面的改革。對此，該學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議有11條之多，涉及傳播教育與研究體制等諸多方面。

　　在有的學者看來，對現(xiàn)行學術體制進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從學術共同體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爾迪厄所提倡的那樣，將自己的思維路徑和研究活動作為分析和批判的對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個十分觸目的問題就是“我們還太缺乏作為學者社區(qū)的‘主體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覺的學術共同體”，其后果是將理論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資本之擁有而界定的權威所簡約或扭曲的理論”當做教條，將“某些來自他鄉(xiāng)或彼時的概念或現(xiàn)存體制權力的話語支撐當作了事實性的預設，將它們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視野，不僅自己無法對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們將自己當作權力的侍從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籠罩在權力的光環(huán)下而沾沾自喜�！边@意味著，學術的評判標準不應來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標”和“國家權力行使的工具”，而應當是：“是否提出了新問題，是否系統(tǒng)地考察了經驗的現(xiàn)實，是否驗證、發(fā)展或提出了理論解釋，是否展開了結合經驗觀察和理論分析的系統(tǒng)論述，是否以此論述彰顯了普適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們所在的社會共同體集體的批判思考能力�！弊詈�，該學者從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點建議，借此吁請學者們形成“對現(xiàn)存學術體制的有效的、建設性的抵抗”。

　　中國的傳播學隸屬于新聞學院的學科建制也成為很多學者關注的焦點。有學者認為，傳播學“沒有被引進到社會學領域或信息科學領域，而是投進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國新聞學的懷抱”，使得傳播學“籠染上舊有的痼疾”。以至于讓人生出“傳播學在中國投錯了胎”0的感喟。有學者認為，在傳播學的安身立命之處，跨學科與多種理論來源，以及基于維系民主制度的目標回答社會實踐問題，從來都占據(jù)一席之地。隸屬于新聞學院學科建制的中國傳播學研究和傳播學在美國的發(fā)生發(fā)展相比，存在這些先天不足：理論層面缺乏社會理論支持；本屬于新聞學科核心的人文關懷及對終極價值的追問和批判精神嚴重缺失；傳播學術研究在尚未建構出自身價值評判標準時，就已經快速地與權力和利益結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論反思嚴重不足。盡管從今天看傳播學在名分上已經獲得和新聞學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與新聞學和中國新聞事業(yè)過于密切的關系，加上對經驗研究和文化研究兩大理論路徑本身的思想源流演變、社會政治基礎、文化價值起點的認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國傳播學研究在30年的發(fā)展中，描述多過闡釋，論斷多過概念，在應用性方面的成就高過理論性。

　　有學者注意到，在目前傳播學研究的隊伍中，真正接受過系統(tǒng)、科學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訓練、掌握了科學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學者數(shù)量不多。傳播學研究大量應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學科的研究中卻很少使用目前我們的傳播學的研究成果；研究滯后于傳播技術的發(fā)展和傳播媒介的更新。該學者提出，傳播學研究要同中國的社會發(fā)展密切聯(lián)系，同時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內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擺脫對政治的依賴，探索出本學科必需的、獨特的學術規(guī)范。傳播學雖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種形式予以認可和接納，但從此以后“傳播學的學者們不得不在詮釋官方意識形態(tài)、服務當前政策等方面尋找課題、尋找經濟支持，傳播學被體制化。傳播學研究和教學中向大眾傳播媒介偏向，最終將學生的就業(yè)去向都集中在大眾傳播媒介，新聞傳播類的學生脫離了專業(yè)媒介就無法施展才能，從而造成目前就業(yè)難的現(xiàn)實。

　　有學者借助與相對成熟的西方傳播學教育比較，提出中國傳播學的未來發(fā)展可以歸結為三個焦點：明確傳播學教育“局外人”的視角，倡言傳播學應以批判的眼光審視媒介對受眾與社會的影響，將批判性思維作為傳播學課程的一部分，從更為本質的學術立場、觀察視角、教育目標和教育職能等層面區(qū)別和超越于新聞學；改變過去把傳播學教育狹義化為“美國大眾傳播學”的局面，增加跨學科課程比例，強化理論基礎，將傳播學的若干子領域列入專業(yè)基礎課程中；對傳播學學科建設和理論建構有更多的自覺和承擔，強調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學者提出不應僅僅將傳播學者視為對媒介機構、組織、受眾和效果了如指掌的專業(yè)人士，而應首先將自身視為知識分子之一種。只有這樣，才能在商業(yè)化和市場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學術人格”。有學者結合自身研究經驗，對傳播學實現(xiàn)真正跨學科對話與合作的可能途徑進行了分析。盡管傳播學應是以問題為取向，不應存在跨學科對話的障礙，但目前的跨學科合作還主要依賴于研究者的興趣與同好間的合作。雖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錯的學術市場，但缺乏相適應的學術評價體系支持。

　　二、外國傳播學思想研究與再闡釋

　　自從德國哲學家和政治傳播家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引進漢語學界以來，就其對中國歷史和社會是否具有適用性和解釋力等問題展開過多次較大的爭議，其中最為激烈當數(shù)上世紀90年代被稱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戰(zhàn)。遺憾的是，中國傳媒學者不僅整體缺席于這場論爭，也未對涉及的傳媒議題給予必要的關注。有學者認為傳媒學者這次失語的和他們缺乏一種國家一社會關系的分析視野有關。該學者通過展現(xiàn)國家一社會關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國公共領域研究中的浮現(xiàn)過程，認為對中國國家一社會關系的考察是討論公共領域和中國傳媒問題的前提和關鍵。同時，在此視角下展開的傳媒分析路徑是提升公共領域與傳媒問題研究學術品質的有效路徑，也是促進國內傳媒問題研究范式轉換的一種可能思路。作者指出，這一傳媒研究路徑的建立應擯棄功能主義的認識定勢，把握真實的國家一社會關系，理解國家、社會、市場、傳媒的復雜動態(tài)關系，以及借鑒實踐社會學的研究路徑。

　　互聯(lián)網的迅猛發(fā)展催生出了論壇、博客、播客等網絡新媒體，重新點燃了人們對“公共空間”這一理想社會模型的熱情。這是否將構建出新的公共空間？又將如何影響政治傳播和民主政治？有學者根據(jù)哈貝馬斯關于“公共空間”的原始：述，析出9個帶有指標意義的、理想狀態(tài)下的“公共空間”所應具有的特征。運用這一標準，作者比較衡量了近現(xiàn)代人類社會所經歷的三個媒介形態(tài)（分別為“印刷媒體公共空間”，“廣播電視公共空間”和“網絡公共空間”），發(fā)現(xiàn)支持哈貝馬斯提出“公共空間”的歐洲17和18世紀的資產階級公共空間事實上并沒有達到可以稱為一個真正“公共空間”的標準，倒是當下得到迅猛發(fā)展的“網絡公共空間”為民主政治傳播前景涂上了一層樂觀的亮色：“實際上，如果從歷史發(fā)展的縱向順序來比較，‘網絡公共空間’的出現(xiàn)，與其說是傳統(tǒng)的公共空間的一次復生，不如更準確說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的誕生�！边�有學者提出新媒體尤其是自媒介的開放性、平等參與性、獨立性更強，獲取的資訊更完整，意見表達總體更趨理性和批判性，這些都為“網絡公共空間的再轉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學者們也對“網絡公共空間”可能存在的問題作出了謹慎的提醒：“網絡公共空間”如何面對政府和利益集團越來越嚴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網絡論壇上的低級非理性化傾向？如何讓娛樂強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這些都留待學界進一步觀察和研討。 有學者組織了關于傳播“傳遞觀”和“儀式觀”的辨析討論。傳播的傳遞觀強調訊息在空間內的傳布，以社會心理學和行為主義為基礎，目的在于實現(xiàn)對空間距離和人的控制；傳播的儀式觀不是分享信息的行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強調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維系一個社會。儀式觀的理論創(chuàng)新之處在于：從參入者而非傳者受者角度進入問題；通過符號學理論分析傳播的文化意義；將對傳播作用的分析上升為文化層面，注重傳播對秩序的建構、對信仰的擴散，所涉及的廣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盡管兩種傳播觀有諸如此類的差別，但二者并不是對立的，在實際研究中應根據(jù)具體情境發(fā)揮它們各自的優(yōu)長。不過，從傳遞觀曾大行其道的學術史背景和大眾傳播對現(xiàn)代社會整合作用日漸強大的現(xiàn)實需要看，儀式觀對當下的傳播學研究具有更多理論上的啟發(fā)性和開拓性，學界應投以較多的關注。

　　拉斯韋爾5W模式是影響經驗傳播學派的重要學說之一，但對它的形成過程進行專門研究的尚不多見。加拿大傳播學者巴克斯頓曾提出一種最新見解——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應該是約翰·馬歇爾。對此，我國有學者提出異議，認為對拉斯韋爾來說，5W模式與他早期的宣傳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著難分難解的關系，這些都可以在他相關著述中找到佐證。明確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實，更大的價值在于可以通過還原5W模式出現(xiàn)的語境來更準確地認知該模式的歷史對應性：這一模式和拉斯韋爾維護統(tǒng)治者利益的初衷有著密切關系，其中曾經包含的意識形態(tài)對立觀念曾在拉斯韋爾論及冷戰(zhàn)時期的傳播戰(zhàn)時閃現(xiàn)。

　　通過文獻分析對傳播學史成見提出商榷的還有關于拉扎斯菲爾德的研究。有學者針對批判學派對拉氏的實證效果研究“狹窄”和意識形態(tài)的保守傾向等展開辨析。細讀拉氏及其哥倫比亞學派的論述會發(fā)現(xiàn)，他們不但看到了媒介導致的受眾態(tài)度和行為的即時或短期的改變，而且關注大眾媒介可能具有的長期、甚至制度性的影響。遺憾之處在于，由于現(xiàn)實關懷的需要和方法論的影響，拉氏等人在繪制了一幅“寬地圖”之后踐行的卻是“窄操作”。同時，拉扎斯菲爾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雖然沒有明確提到媒介體制問題，但因此將其指責成為現(xiàn)存體制服務有些失之簡單。事實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銳地觀察到了大眾媒介的產生所帶來的社會控制方式的變化，并對媒介終究是維護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的保守特征與霸權傾向進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學者對杜威傳播思想在傳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義進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傳播思想是他為新時期的進步主義確定基調的集中表現(xiàn)。在“社會有機體”思想的基礎上，杜威提出：“社會不僅是由于傳遞、傳播而得以持續(xù)存在，而且還應該說是在傳遞、傳播之中存在著。在公共（common）、共同體（community）和傳播（communication）這些詞之間的聯(lián)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們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個社會中，傳播就是人們達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傳播”的社會實踐意義在于共同參與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徑。這些極富人文色彩的論述，為庫利、米德等其他早期傳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論基礎，并為理解現(xiàn)代西方傳播思想的發(fā)展變化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議程設置理論早在20年前就已經介紹到中國，可真正系統(tǒng)運用這一理論研究中國媒體和受眾關系的尚屬風毛麟角。有學者基于該理論的基本框架，以實證科學的研究方法，運用時間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歸模型檢驗了媒體議程、媒體接觸對公眾議程的影響，證實或部分證實了“接觸媒體程度高的公眾，對各議題的關注程度也高，兩者正相關”等三項假設。媒介組織是新聞生產的主要場所，但傳播學界很少涉及媒介組織的內部傳播及其影響。有學者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對上海和新加坡兩地6家報紙組織的內部傳播情況進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對獲取的有關媒介組織傳播基本狀況及其與新聞生產關系的經驗資料進行初步分析，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組織新聞生產過程提供了參照。

　　三、傳播學理論研究的新進路

　　有學者從傳播研究的對象、方法和成果三個方面，分析了傳播學研究兩大流派——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在對一些關鍵問題認識上的“二元對立”，提出要對“客觀性”進行重新界定。該學者從本體論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無論是傳統(tǒng)學派還是批判學派，他們用來檢驗科學理論或假說的事實只能是“經驗事實”，也只能在認識活動從“經驗事實”出發(fā)去建構傳播學理論。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在經驗社會事實中，還包容著一種構成社會事實并反映到經驗社會事實之中的“客體意識”。經驗學派反復強調的研究“客觀性”，實際上就是經驗社會事實中的“客體意識”。至此，傳播學兩大學派爭論的實質點之一——“研究對象是否是客觀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觀”的問題，已經在“客觀事實”與“經驗事實”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謂“客觀性”原則成了在獲得“經驗事實”中如何體現(xiàn)“客觀意識”的問題。該學者主張，傳播學研究與其糾纏于用“說明”的方法還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將問題具體化為“在傳播學研究中，在什么樣的情況下研究者的主觀因素可以忽略不計，而著重運用說明方法研究問題”、“在什么條件下主觀因素對認識過程的影響必須要加以考慮。因而著重運用理解的方法更恰當”。至于傳播學理論，盡管它未必見得就是“真理”。但“對事物做出解釋或分類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見解就是一種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啟發(fā)是，要堅持傳播學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應用某種單一不變的方法統(tǒng)馭；同時，在傳播研究實踐中，以“以問題為中心”來選用具體的方法，而不是“以學科（派）為中心”畫地為牢。

　　在個體對傳播信息的微觀加工機制和研究方面，神經科學具有截止目前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難以企及的優(yōu)勢和特殊適用性。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傳播心理實驗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經過6個月的精心籌劃、素材準備和實驗設計，于2008年3月8—30日進行了一項關于傳播效果的ERP實驗。這是中國人首次運用神經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嚴格的科學規(guī)范，運用腦電測量儀對有關傳播效果問題所進行的科學測定。將神經科學引入傳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間很大，幾乎在傳統(tǒng)傳播學研究所有方面都能應用，包括傳播渠道研究、傳播內容研究、傳播對象研究、傳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結合的初期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體與個體形象建構；暴力和性等特定傳播內容的影響；媒介體驗中的情感；廣告與營銷效果；不同語境下傳播效果的比較研究等。同任一種科學手段一樣，神經科學手段本身也有難以回避的局限，盡管如此，將神經科學引入傳播學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學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經科學與傳播學經過長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的研究方法與話語體系時，我們有可能將這一研究領域發(fā)展為‘神經傳播學’�！�

　　與傳統(tǒng)認識中人們知覺習慣對圖像生產的主導作用相逆，有學者通過對媒體再現(xiàn)與空間知覺的關系分析指出，當代視覺傳媒正在反向訓練（mveRed discipline）著人們的場所知覺。通過分析滲透著各類影像媒體的當代城市空間的顯形方式，作者進一步論述了光學透視所固定的結構性空間如何被公共空間中各類視頻窗口解體，從而生成不均勻壓縮的、多層疊覆的，無法穩(wěn)定對焦的影像空間。最終，與幾何連續(xù)體相對應的總體場所感被與影像碎片相對應的即時場所感更新。

　　有學者對大眾傳播心理學領域影響頗大的“傳播的兩級效果論”提出商榷，認為盡管人內傳播是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但還是能夠抽象、簡化出一種類似雞蛋結構的“蛋內傳播模式”。人體的相關組織和器官分別擔負著類似蛋殼、蛋清、蛋黃等功能，它們分工協(xié)同，對信息進行把關、整合、再生產，最終的決策信息指導人們的態(tài)度和行為，產生的結果作為信息反饋給個體，由個體重新調整內向傳播和決策過程。對此，“傳播的兩級效果論”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釋和回應。

　　四、傳播學理論的應用：現(xiàn)實解讀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開以及新聞的開放管理政策產生了壯觀的傳播效用，不僅保障了公民知情權，更可以成為推進公共管理和強化政府公關的重要手段。有學者綜合SARS危機、阜陽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開與否的社會后果，以社會的穩(wěn)定（stability）為分析框架，從社會傳播學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論：在危機事件中，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固然與其政府或部門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關，但是信息的公開性（Openness）也必然與之利害攸關；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準也應當是主要的歷史考量維度；與以上因素相反的則是危機（crisis）的程度。此假設用數(shù)學模式表達，則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報道“開放”所達至高度社會動員為正面范本可以發(fā)現(xiàn)，這一事件中最可寶貴的傳播學宣言。是一個關于新聞媒體的開放政策。從“政府信息公開”到“新聞公開”，中國新聞公開性的轉向亦成為可能。還有學者從危機傳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機管理的進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鑒危機傳播“西方范式”的基礎上，將危機傳播納入學術研究視野之內，建立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概念、理論和范式體系，是我國新聞傳播學界當前和今后努力的一個方向。

　　還有學者從汶川地震新聞報道中的經驗和啟示出發(fā)，對危機傳播本身特別是信息的開放與控制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理論概括�！伴_放”不僅是汶川地震的救災方針，而且是危機傳播的基本準則。從汶川地震的救災過程來看，“開放”應該體現(xiàn)在信息開放、媒體開放和救災開放等三個層面。不過�！伴_放”不等于放任，危機的責任主體在解決危機的過程中對有關信息管理也將圍繞這三個層面展開，這即構成了危機傳播的控制性原則。它與開放性原則的關系是：前者必須建立在后者的基礎上，開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則，在當代中國的危機傳播實踐中尤其需要加以強調，控制只能是建立在開放的基礎上必要而適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開放”和“控制”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和內在的統(tǒng)一，作者認為要在危機傳播的動態(tài)過程中和具體信息內容的報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達成二者的有機結合。

　　汶川地震報道中多位電視臺主持人在播報地震新聞時難忍淚水的畫面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這種傳播主體的情感介入，與人們長期以來關于傳播主體在實施大眾傳播行為時應該規(guī)避個人傾向介入的慣常認識是有沖突的。有學者通過分析提出在特定的報道情境下。傳播中的情感因素體現(xiàn)人類本質和人類普世價值，而傳播中個人體驗和共同體驗的結合，則強化了傳播效果，起到社會團結、塑造國家形象的功能。事實證明，在一定條件限定下，傳播中的情感介入不僅無害，而且有益。

　　結語

　　通覽2008年的傳播學理論研究，筆者認為本年度最重要的學術成果是中國傳播學界對傳播學30年研究成果相對單薄的共識，以及由此生發(fā)出的對傳播學知識建構及學術教育體制的診斷和批判。從更大的范圍看，學者們大聲疾呼的諸多問題非傳播學一家獨有，比如如何協(xié)調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引導”和學術的自主性追求，比如課程招生改革以及研究體制方面的種種積弊等等，而實在是與中國社會及學術界的結構性問題有著根本的關聯(lián)——上述對傳播學知識建構和學術教育體制的診斷和批判也是殊途同歸。這不免讓人對學者們關于自主性學術共同體建構的可操作性持悲觀態(tài)度：“相較于國家權力通過學術考核、國家項目、職稱評定、經濟獎勵等手段對學術的控制和對學者的誘惑，這些批判之聲零散而微弱�！钡�這并不是說，對中國傳播學研究的改革只可能停留于“言志”階段，畢竟傳播學界已經有30年的知識累積和正負面經驗可以參照。特別在一些略顯尖銳的聲音可以在學界權威期刊發(fā)出的今天，人們有更多的理由相信，在不遠的將來，會有一些研究社群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將改造現(xiàn)有學術生產體制的計劃付諸實行。作為一個與公共性建設息息相關的學科，傳播學研究理應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這既是當下中國社會所必需，也是傳播學自身發(fā)展所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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