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研究中的版本考證必要性和有限性論文
在近年國內(nèi)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中，文本問題受到一定程度的關注，并且取得了一些新的進展，研究者至少在三個方面形成了基本的“共識”：
一是文本研究必須改變過去那種單純依據(jù)作品中的片言只語便對其觀點進行無限地概括和提煉的做法，而要盡可能從文本的完整性出發(fā)客觀地再現(xiàn)其思想的實際進程和總體架構(gòu)；
二是文本研究必須深入了解國外“馬克思學”界的研究動態(tài)，還不僅僅只是滿足于關注那些對馬克思思想當代影響的總體評價，更重要的是緊密跟蹤西方學界在具體文本、問題的探討中所做過的工作及其最新進展，特別是馬克思著作最權(quán)威的“歷史考證版”（即Marx-Engels Gesamtausgabe，以下簡稱MEGA2）新的編輯、研究狀況，結(jié)合我們自己的分析和判斷，作出新的梳理和評價；
三是在比較思想史的視野和當代實踐的格局中，討論文本中提出的問題、觀點和見解，以顯現(xiàn)其時代差別、意涵變遷、思想史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如果把上述三方面的基本共識連綴起來考慮，其實昭示出的就是構(gòu)成完整的文本研究前后相續(xù)、層層累積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個步驟、三個環(huán)節(jié)，即版本考證、文本解讀和思想研究。從中可以看出，文本研究的意旨和歸宿仍然是思想研究，但是與過去的研究路數(shù)不同的是，對這些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不能離開對具體文本寫作過程、刊布情形和版本源流等方面所進行的考察和梳理，不能離開對構(gòu)成文本的各個具體章節(jié)所進行的翔實的剖析和解讀，這些可以說是國內(nèi)馬克思主義研究中最薄弱的環(huán)節(jié)。
同時又必須明白，版本研究并不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內(nèi)容，甚至毋寧說，它只是更為重要的文本解讀和思想闡釋的前提性、基礎性的條件。我覺得明確文本研究中版本研究的必要性和有限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論問題，在這里就以《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的研究為例，陳述我的看法。
首先，我必須說，版本考證是文本解讀、思想闡釋的基礎和條件。精深的文本研究絕不能面對一部現(xiàn)成的、經(jīng)過別人編輯而成的著述馬上就進行解讀，尤其忌諱單純根據(jù)其中的只言片語便對其思想進行概括和評論，首先應做的前提性工作是對文本寫作的原初背景和寫作過程進行考察，對該文本的原始手稿的各種版本進行甄別，因為我們雖然把文本看成是作者思想的表達，然而同時又必須保持警覺，即文本與原始思想之間其實不可能是完全對應的關系，就是說作者的思想未必已經(jīng)完全通過文本表達盡凈了。而文本研究必須盡可能根據(jù)文本及其相關文獻把文本與作者思想之間的一致或差池作出分析。這樣，從文本本身出發(fā)雖然最初提煉和抽象的只是文本中的問題和思想，但版本考證的各項細致的工作已經(jīng)廓清了它們產(chǎn)生的文本語境、原初含義，以及相同問題的內(nèi)涵演變與當代體征，這就使我們既看到歷史延續(xù)和累積，也可以把握創(chuàng)新與重構(gòu)，使文本中的原始思想的當代價值真實地得以呈現(xiàn)出來。
為了呈現(xiàn)一個完整的文本解讀基礎，對于那些思想深邃而又命運多舛的作品，應當對關乎此文本的所有文獻，包括準備材料、先行稿、最初草稿、過程稿、修改稿、謄清稿、刊印稿、失佚稿以及其他相關材料進行全面性的收集和詳實的考證。作為本書研究對象的《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正屬于這樣一種類型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出，除卻寫作過程中的特殊情形（如出版形式一直不能確定(即是在雜志上發(fā)表還是出版單行本？這一問題能否很快落實直接影響這一著述的行文、選材和篇幅。)、對有的批判對象的有關著作或文章不太了解、另有《政治和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和《英國社會史》的寫作計劃等等），它沒有順利完成，就內(nèi)在的思想根源說，一定程度上緣于馬克思等人了斷與青年黑格爾派哲學及當時德國流行的其他社會主義學說之間關系和因緣的艱難，新的思想的剝離、鍛造和建構(gòu)過程的艱難，因此關乎那些原屬于同一陣營、觀念互為背景和參照的思想歷練過程中那些眾多的文獻文本都是我們研究《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必須注意的材料；再從最直接的關系考慮，昭示馬克思等人思想進程的那些文本[1]、被馬克思喻為“萊比錫宗教會議”的《維干德季刊》第3卷上鮑威爾、施蒂納等人的文章、施蒂納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費爾巴哈、盧格、赫斯以及其他“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著述也都屬于《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準備材料的范圍，因此，也需要對這些著述給予程度不同的關注，甚至詳細解讀。
而就《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本身來說，它的寫作過程異常復雜，寫作之初還沒有通盤的框架構(gòu)思。待確定了批判對象后，先寫出一些短稿，這些篇章雖然后來也沒有成為《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的組成部分，但實際上是正式寫作前的“嘗試”或“演練”，因此，可將其視為《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的“先行稿”。如果不算《論猶太人問題》、《神圣家族》和《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那么至少《對布魯諾·鮑威爾的反批評的答復》是屬于這樣的“先行稿”，對此我們也就不能視而不見。關于《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最初的草稿、兩卷本體系框架的形成過程、特別是《費爾巴哈》章文稿的各不相同的手稿，還有迄今所有版本都沒有收錄的一些刊印稿、作為原屬第一卷組成部分的《“格拉齊安諾博士”的著作》和第二卷遺失的兩章，等等這些屬于《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的過程稿、修改稿、謄清稿、刊印稿、失佚稿以及其他相關材料，更是我們需要關注的重點。至于《費爾巴哈》章多種不同的編排方案，我們當然需要將這些重要的版本集中在一起進行比較和鑒別[2]。
所有這些并不是“博士賣驢”式的買弄和炫耀，不是搞“煩瑣哲學”；相反，可以說，版本考證深入和準確的程度與對作者思想把握和理解的客觀程度是成正比的。在這里我不得不特別要表達對國外馬克思主義文獻學家所做工作的敬意，特別是對他們在研究中所體現(xiàn)的謹慎、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的欽佩。聯(lián)想到國內(nèi)長期以來對《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那是一種怎樣的情形呢？絕大多數(shù)研究者撇開對這一著述的寫作過程、版本源流、文體結(jié)構(gòu)的探究，甚至對其內(nèi)容也不作全面性的解讀和梳理，單純根據(jù)通行本中的某個段落甚至一句話就無限演繹、提煉，根據(jù)當代現(xiàn)實和流行的觀念去挖掘、比附馬克思的思想，把馬克思的原始思想弄得與當代社會現(xiàn)實和流行的思潮具有比肩而立的地位�，F(xiàn)在看得很清楚了，這種沒有學術依據(jù)、蹈空闡釋的所謂“研究”，只有時效性，沒有恒定性，從而也就很少有科學性和學術性，以至于包括《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在內(nèi)的馬克思文本研究方面的積累是如此薄弱，對馬克思本人思想的理解長期沒有達到馬克思本人所實現(xiàn)了的哲學變革的高度，而是處于一種低于馬克思的或“前馬克思”的層次和水準。
把版本考證的重要性強調(diào)到如此重要的地步，是不是意味著它就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呢？也不是。行文至此，我又不得不表達通近年持續(xù)跟蹤國外馬克思學研究動態(tài)、出入《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各種版本研究后形成的一種感受：話分兩頭說，在表達對國外同行工作敬意的同時，我又感到需要防止另一種極端的狀況。即版本考證只是基礎和條件，但它并不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和歸旨，文本研究不能至此止步，孜孜于文本版本的枝節(jié)考證而遺忘了對思想的總體關注，與撇開版本、單純依據(jù)文本段落甚至話語就隨意演繹、提煉思想一樣，都不是完整的文本研究。
就拿《費爾巴哈》章排序問題來說，自從1965年巴加圖利亞提出對長期流行的阿多拉茨基版結(jié)構(gòu)和內(nèi)容的'不同理解以來，時間已經(jīng)過去40年了，國外的文獻專家們不厭其煩地在內(nèi)容的順序編排上進行考證和重構(gòu)，特別是《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工作小組成立以來，陶伯特等人更是在不同方案中爬梳、比較，難下決斷。到1997年第2期《MEGA研究》出版，大致方針本來已經(jīng)確定，準備啟動MEGA2第1部分第5卷的出版。但在征求包括巴加圖利亞等人的意見后，巴加圖利亞明確表示不同意他們的方案。這樣圍繞《費爾巴哈》章內(nèi)容的順序編排越來越成為一種排列組合的游戲，局內(nèi)人樂此不疲，局外人則感到異�，嵭肌：芏嗾撝谩兜乱庵疽庾R形態(tài)》中其它章節(jié)和馬克思復雜而豐富的思想于不顧，老在一些枝節(jié)和細節(jié)上做文章，意欲何為呢？要知道，研究馬克思文本的版本，不是為版本而版本，為研究而研究，而是以此為媒介把握馬克思的思想，只停留在枝節(jié)和細節(jié)上消耗智慧，而遺忘了研究的真正目的和意旨，是不是有點舍本逐末了呢？而且，在一次性提出一個絕對客觀、人人認同的永久性方案不太可能的情形下，根據(jù)現(xiàn)在的研究成果暫時擬議和創(chuàng)設的范型去進一步探究馬克思的思想，如果這種探究能夠深入下去，或者遇到了困難，反過來不是可以對這種范型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作出評判、檢視和調(diào)整嗎？
這里我還想對MEGA2《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卷的編排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認為，完全放棄內(nèi)容的邏輯構(gòu)架而固執(zhí)于時間順序的設想，值得進一步考慮。
我認為，在具體文本編輯中，實際上很難單獨按照時間順序或邏輯順序進行編排，二者并不是截然區(qū)分、判然有別的。從前面幾章的梳理中，我們知道，雖然《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在馬克思、恩格斯生前沒有出版，甚至個別章節(jié)沒有寫完，致使就現(xiàn)在留存下來的手稿看，這是一部結(jié)構(gòu)上相當松散的著述。但是，對手稿的研究結(jié)果證明，馬克思、恩格斯對其中一些部分還是進行了定稿處理，對其內(nèi)容做了一些編排；就是對《費爾巴哈》章也是如此，只是這一部分留下來的手稿、謄清稿和刊印稿有幾份，有的頁碼和內(nèi)容上又不連貫，還有則遺失了，致使對其進行邏輯體系編排增添了難度。從這個意義上講，放棄邏輯順序的編排，特別是過分地指責這種努力的必要性，甚至認為“由于缺少足夠的線索和根據(jù)，那樣做的結(jié)果將是一種隨意編成的結(jié)構(gòu)”[3]，是不公允的�！半S意”的斷語下得太“隨意”了，舉凡前面歷數(shù)過的關于《費爾巴哈》章的各種編排，研究者都不是憑空臆想出來的框架。就是對于論者詬病最多的阿多拉茨基版來說，把原文分成三部分是編者的理解，但各個章、節(jié)、目所冠以的標題，有的是手稿原有的，其余的則都是來自作者在手稿邊寫的詞語，編者將它們視為相應內(nèi)容必要的提示。因此，廣松涉為了突現(xiàn)他的編排方案的正確而指稱阿多拉茨基版“事實上等于偽造”是一種缺乏同情性理解的評判。對于按照邏輯順序編排的編者來說，我覺得重要的不是放棄這種編排，而是“力圖避免將自己的詮釋抬高為絕對真理，并因此排除其他有道理的觀點”。[4]
如果認為，“把留存下來的手稿和刊印稿編成一部著作，那就意味著要去完成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沒有完成的東西”[5]，進而主張不按“邏輯順序”進行編排，那就要按時間順序編排。但實際上，后一種方案的麻煩一點也不會少。
按時間順序編排的條件是能夠基本上斷定各個章節(jié)的寫作時間，或至少能斷定大概的寫作順序。可是，《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的手稿和刊印稿并不具備這個條件。就大多數(shù)文稿而言，人們無法準確地弄清它們的手稿是何時至何時寫作的，它們的樣稿是何時至何時完成的；也無法完全斷定哪篇手稿或樣稿完成于前，哪篇完成于后，即著手撰寫內(nèi)容連貫的文稿的日期很難確定。那些沒有流傳下來的樣稿也是如此。通常只有一些可靠的線索能夠說明這些手稿或樣稿的寫作至早開始于何時，至遲結(jié)束于何時：《維干德季刊》的出版，盧格的《巴黎二載》、格律恩的《法蘭西和比利時的社會運動》、倍克《窮人之歌》等書的出版，赫斯抵達和離開的時間，魏德邁抵達和離開的時間，恩格斯前往奧斯坦德的時間，等等。為數(shù)不多的一些暗示著某些歷史事件的說法又往往非常含糊，幾乎無法讓人信服。這種情況下，編者通常要依靠推測。此外，完全按時間編排也會破壞各篇著作的完整性。譬如，僅從寫作時間上考慮，就得分解《三、圣麥克斯》和《一、費爾巴哈。草稿和筆記》的手稿，而這樣做是有悖于出版原則的。
其實，對于時間順序與邏輯順序并不是截然區(qū)分、判然有別的這種狀況，那些多年浸潤在手稿文獻中、對提出一種既符合作者原初意旨又可以獲得人人認同的方案之難有深刻體味的學者也意識到了，為此，作為“《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工作小組”成員之一的雅克·格朗讓提出了“相對”時間排序(relativen Chronologie)的原則，這也符合MEGA2的《編輯準則》規(guī)定，即“遇到某篇著作有多篇文稿的情形，可選擇較早寫成的文稿收錄，如果可以明顯看出此文稿內(nèi)容連貫的話�！薄八幹髟诿恳徊糠种畠�(nèi)按時間順序編排：編排時主要依據(jù)完稿（寫作）時間，而非準備時間或者發(fā)表時間。……若某些著作的寫作時間較長，可視其寫作過程而定�！盵6]
總之，版本研究與文本解讀、思想闡釋和體系建構(gòu)是基礎與目的的關系，它們之間既是遞進的，同時也是相互依存的。缺乏版本研究的支撐，只是憑借由后人編輯而成的現(xiàn)成的文本、把一部未完成的著述儼然視為完整的作品去進行解讀，甚至單純根據(jù)其中的只言片語就對其思想進行概括和評論，必然會造成誤讀和歧解；而離開對文本思想意旨和總體構(gòu)架的了解，版本考證實際上也不能順利進行下去，那些散亂的片斷、中斷了的敘述、失佚稿的內(nèi)容和邏輯，只有靠文本思想的整體把握，才能得到接續(xù)、聯(lián)系和“復原”。尊重文本原貌、再現(xiàn)原始思想與揭示體系構(gòu)架只有處于一種相互支持、融通的關系中，真正體現(xiàn)出“三位一體”，文本研究才能達到比較高的水準。
注釋：
[1]對這一問題的梳理參看拙文《思想的傳承、決裂與重構(gòu)——〈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創(chuàng)作前史研究》，《河北學刊》2006年第4、5期。
[2] 因此，我們特別需要在MEGA2新版外，將這些編排不同的重要版本集中在一起，編輯、出版一本“閱讀版”的《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
[3] [5] Tnge Taubert.Manuskripte und Drucke der“Deutschen Ideologie”(November 1845 bis Juni 1846).Probleme und Ergebnisse，in:MEGA Studien, S.6，1997/2.
[4] Helmut Elsner.ber die Arbeit der “Deutschen Ideologie” am Karl-Marx-Haus in Trier.參加2001年9月由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文獻研究中心主辦的“馬克思主義與全球化——《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的當代闡釋”研討會時的發(fā)言稿。
[6] 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hrsg.von der Internationalen Marx-Engels-Stiftung Amsterdam,S.2622,Berlin,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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