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視劇人物的悲劇沖突論文
1前言
在電視劇《喬家大院》第四十五集，晚年的喬致庸回憶自己的一生，面對著鏡子中的另一個“我”，像是面對自己的敵人，又或者是一位老朋友，發(fā)表了一番莊生夢蝶般的感慨:“昨晚我做了一個夢，刮來刮去，這個房子，直接就刮到了自己的院子里。怪了夢見我變成了一陣風。刮來刮去，這院子還是這個院子。我都不認識了。那說的話，我都聽不明白。穿的衣裳，我也沒見過，怪了!你覺得你這輩子過的咋樣?值嗎?你就干了幾件正事，掙了點銀子，蓋了個大院子，我還得感謝你。我恨你!我恨你!我討厭你!你把我給毀了，把我一輩子給毀了!你知不知道，我有才學，我有智慧，我有勇氣，我有熱情，我要是能按照我自己的路走，我何嘗不是一個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維�，F在呢?一個大地主。一個大地主坐在這個院子里，一個老財主。這不是我想要的，不是我想要的，我守著這個大院子有什么意思呢?我守著那么多銀子有什么意思呢?你把我的一輩子給毀了。你還救國，你還救民，你連你自己都救不了。
我一想起來，我一輩子都沒有了，都一去不復返了，我就感覺好像有一個她用手掐住我的脖子，勒得我喘不過氣了。過去，什么他娘的過去，我也沒有什么過去，我的過去葬送在一大堆莫明其妙亂七八糟的瑣事上了，我的熱情我的勇氣，白白的浪費了。就像是一道陽光，落進了深淵里。真希望一天醒來我的過去都只是一場夢，都煙消云散了，一個嶄新的生活開始了，該多好呀。”
2中國電視劇人物的悲劇沖突
這是晚年的喬致庸對自己一生的總結，對時間流流逝、青春不再的感嘆，也是對自己經商生涯的否定。他本是一個可以考取功名的人，卻不得不經商擔起家族的大業(yè)。在電視劇開頭，在他決定放棄科舉時，將一盆水澆在了自己身上，他要洗刷自己過去的心思，拋棄自己過去的理想，其實他并沒有洗刷干凈，而是將它們深深的埋在了心底，在他要離開這個世界的一刻，他又重新找回了自我，和自己的“本我”來了一次親密的對話，充滿痛苦，充滿無奈，他甚至恨著自己。這樣的處理讓觀眾看到了這部電視劇不一般的藝術魅力，對喬致庸的形象有了立體化的提升，在他的一生中，他不但在和別人斗，還是在與自己內心的不滅的夢想斗爭。而這正視體驗了喬致庸與自我內心的矛盾沖突。
而這種人與自我的矛盾沖突是更深層次的悲劇沖突。雅斯貝爾斯認為，“悲劇知識乃是不僅產生于外部活動，而且發(fā)生在人類心靈深處的歷史運動的最初形態(tài)。冰心也說過，“悲劇必是描寫心靈的沖突，必有悲劇的發(fā)動力，是悲劇‘主人翁’心里沖突的一種力量。n 63畢竟，人在與外部自然、社會發(fā)生沖突的時候，最終的解決都要依賴自己的意識和意志，都不可避免的在自己內心深處蕩起強烈的情感波斕。人的內心是無比復雜的，古希臘德爾菲神廟阿波羅祭臺的石碑上，刻著這樣的警句:“認識你自己。希臘人以神諭提醒人類認識自己的本質，這也是一直困擾人類的謎語。弗洛伊德的學說將人的意識視為無意識、前意識、意識的完整的動態(tài)的心理結構，與三者相對應的人格是“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人最本原的一種沖動和心理狀態(tài);“自我”是受現實生活中各種倫理原則抑制和偽裝了的本能;“超我”是理想的自我。盡管其性意識決定一切的“力比多”理論有些偏激，但是對人的意識的劃分還是把握住了人內心的復雜性。
后來的拉康用“鏡像理論”來隱喻一個人認識自己的過程。于是，鏡子成了一個重要的道具，在照鏡子的時候人往往才覺得里面那個人不是自己，或者從鏡子中希圖看到想要的自己。電視劇《青衣》的開始就是大家對著鏡子化妝，配合著畫外音:“風雨乾坤三聲嘆，天上人間一回眸，這不是別人的故事，是我們自己的故事�！边@里的鏡子中的人，她年齡、相貌以及理想與追求無疑成了記憶中的自己。第八集中，筱燕秋三十歲這一天，她望著一座建筑的玻璃鏡，又癡癡地發(fā)呆，而鏡中的自己一會兒就變成她年輕時候的摸樣，她也開始回憶曾經的生活:“站在這里，我才明白，自己繞了一大圈就是為了回到這里來。”特寫鏡頭中眼淚輕輕滑落。這是她在面對自己時的無奈和無限的痛楚。
無論是前面的《喬家大院》中的喬致庸，還是《青衣》中的筱燕秋，他們都是在做著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過著他們不愿意過的生活，但是，又不能不做，于是他們表現出了另外一種性格。人與自我的悲劇性沖突，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一個人堅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做到了，最后卻發(fā)現這樣做是錯誤的，或者是有不對的地方，特別是當這件事情又無法修改、無法彌補的時候，也有強烈的悲劇性。在電視劇《漢武大帝》最后一集，這位以戰(zhàn)勝匈奴而自豪的皇帝去了一趟忠烈鄉(xiāng)，在這里，到處是為了打仗而殘疾的老人，他們過著無比艱難的生活。此情此景，讓漢武帝追悔不己，回宮后，寫了著名的《罪己詔》:“聯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漢武帝以此舉來彌補自己的過失和心中的痛楚。
有時候，在人與自我的悲劇沖突中，個人會被賦予典型人物的責任，這樣的'人物性格就不僅僅指其個人，而往往成為一個群體的隱喻。電視劇《中國式離婚》，從片名中就能感受到，將這樣的獨特的離婚方式用“中國式”來命名，無疑讓人物的性格帶有強烈的“民族無意識”的色彩。從林小楓對宋建平的無端的懷疑與指責、不輕易離婚、不折磨夠了不離婚等復雜的心態(tài)中依然能夠看出我們當下對婚姻的潛在的在意或者說對婚姻的依賴。而且，林小楓最后的豁然開朗也帶有中國色彩:“我聽過一個寓言故事，說一個即將出嫁的女孩，問她的母親，婚后應該怎樣把握愛情，她的母親從地上捧起一捧沙子，女孩看見沙子在母親的手里，圓圓滿滿的，沒有一點流失，沒有一點灑落，母親突然用力把雙手握緊，沙子立刻從母親的指縫間瀉落下來，等母親再張開手的時候，手里的沙子己經所剩無幾
3結語
由此可見，人與自我的悲劇沖突也在努力追求社會的深度和歷史的質感，希圖更接近于人的真實的心理狀態(tài)。正如英國人阿倫·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義傳統》中說過的:“一方面是人類經驗的令人喪氣的普遍情況，另一方面卻又是人類在自信心、承受力、高尚、愛情、智慧、同情、勇氣方面能夠達到的非凡的高度，這兩者的對比一直是人文主義傳統的核心。如果僅僅強調一般男女能夠達到尊嚴、善良和偉大的潛在的能力，而忽視我們大多數人是有分裂人格的，很少人能夠達到本來能夠達到的高度，那么這樣一種人文主義就是淺薄的，說不通的�！�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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