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對中國古代邏輯學的貢獻論文
一墨家創(chuàng)立了中國古代邏輯學
中國古代邏輯學的產生要比歐洲早近一個世紀。在世界三大邏輯(中國的名辯學、印度的因明學、希臘的邏輯學沖,它是最早的,這是值得我們自豪的。墨辯邏輯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更值得我們積極深入地加以整理研究。
早在兩千多年前,伴隨著生產實踐、自然科學和思想論戰(zhàn)的發(fā)展,以思維和論辯方法為研究對象的邏輯學就在中國、印度和希臘逐步產生了。作為邏輯學發(fā)源地之一的中國,當時正值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中國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社會的各個方面都發(fā)生了重大的變革。社會的大變革反映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中,當時出現(xiàn)了百家爭鳴、文化學術空前繁榮的盛況。諸子百家圍繞當時社會大變革中出現(xiàn)的問題,紛紛提出自己的見解和主張,表達自己的社會理想。為了有效地論證自己的主張,反駁別人的思想,擴大自己學派的影響,大家都特別注意對論辯方法和規(guī)則的探索和應用,從而促進了中國古代邏輯科學的產生。當時,很多學派學者一如鄧析、惠施、公孫龍、墨翟和后期墨家、荀況等人——都研究過屬于邏輯方面的問題,其中,貢獻最大的當數(shù)墨家。
墨家批判地總結了春秋以來的邏輯思想,建立了一個關于“辯”的邏輯體系,創(chuàng)立了墨辯邏輯學,寫出了中國古代第一部邏輯專著——《墨辯》《墨子》一書中有六篇性質相同的文章,這六篇文章是《經(jīng)上》、《經(jīng)下》《經(jīng)說上》、《經(jīng)說下》、《小取獅P《大取》后人統(tǒng)稱之《墨辯》(或《墨經(jīng)》)研究者一般認為是墨子的弟子及再傳弟子(即后期墨家)所作。
《墨辯》寸論的邏輯問題相當廣泛,涉及概念、判斷、推理論證和邏輯規(guī)律等各個方面:《小取》是墨辯邏輯學的總綱,比較全面地闡述了邏輯思維的主要任務及其基本形式,提出了思維活動的原則;《經(jīng)上》和《經(jīng)說上》是概念篇,側重闡述概念的定義、概念的分類和概念間的關系;《經(jīng)下》和《經(jīng)說下》是判斷篇,重在列出命題和對命題的說明;《大取》對邏輯推理和論證作了理論上的探討和總結;六篇各有側重,構成了初具規(guī)模的邏輯學體系。
墨辯邏輯以“辯”為對象!稗q”就是從具體論辯中抽取出來的一般思維過程,J指論辯的雙方圍繞一對同素材的命題如“這是牛”與“這不是!保┑恼?zhèn)嗡鞯恼撟C。如何確立一個命題(即“立辭”)是墨辯邏輯的中心問題!傲⑥o”的“故”(論據(jù))“理”(邏輯規(guī)律或規(guī)則)“類”事物的類屬關系)是墨辯邏輯的“三物必具”的原則!赌q》對“名”(概念)“辭”(判斷)“說”雅理)等各種思維形式都作了比較系統(tǒng)的研究!赌q》對“名”從外延上分為三種:“名:達、類、私!保ā督(jīng)上》)物:達也,有實必待文多也。命之馬,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實也!保ā督(jīng)說上》癔思是說,達名,為通達萬物的共名,比如“物”這樣的名,其外延最大,包括一切事物,相當于我們今天說的范疇。類名,其外延包括具有某種相同屬性的一類對象,是表示一類事物的概念,例如“馬”就是類名,相當于普遍概念。私名,其外延只包括一個個別對象,即單獨概念,比如“臧”(指某個人的名字)就是私名。
《墨辯》按外延的不同對概念種類所作的上述劃分是很科學的。
《墨辯》還分析了“辭”判斷)的種類。對全稱判斷和特稱判斷,它分別用“盡”和“或”來表述:“盡,莫不然也!(《經(jīng)上》)“或也者,不盡也!(《小取》)意思是說,盡,所有的都是這樣。或,有的是這樣。在這里,“盡”是全稱量項,“或”是特稱量項。
關于性質判斷項的周延情況,《墨辯》作了精辟的闡述:“乘馬,不待周乘馬然后為乘馬也;有乘于馬,因為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后為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小取》脂出,在“甲乘馬”這個肯定判斷中,“乘馬”這一概念是不周延的,而在“甲不乘馬”這個否定判斷中,“乘馬”這一概念是周延的。
對假言判斷,《墨辯〉池作了分析。必要條件和充分必要條件,它分別稱之為“小故”和“大故”!靶」视兄槐厝唬瑹o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大故,無之必無然(此句孫詒讓認為,當為“有之必然,無之必不然”)若見之成見也!保ā督(jīng)說上》)意思是說,必要條件是:有了它不一定這樣,而沒有它則一定不這樣,比如構成全體的部分。充分必要條件是:有它一定這樣,無它一定不這樣,例如,有視覺一定有所見,無視覺則必無所見!赌q〉:對必要條件和充分必要條件假言判斷邏輯特征的分析可謂簡明扼要。
纆辯》對“說”(推理的研究!缎∪ 分赋觯骸耙悦e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即在思維和論證過程中,用概念來反映事物,用判斷來表達思想,用推理和論證來申明立論的根據(jù)!洞笕 穼Α罢f”的原則作了探討,提出“故”、“理”、“類”三條推理論證的基本原則,指出“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夫辭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睂O詒讓說,“三物,即指故、理、類而言之,謂辭之所由生也。”(《墨子間詁》)“故”即推理論證的理由、論據(jù),“理”指正確的推理形式,“類”是推理論證所涉及的類與類的包含或排斥關系。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故、理、類三者具備了,然后結論才能產生;結論是由故產生,由理呈現(xiàn),由類來推演的。
在中國邏輯史上,《墨辯》首次提出“類”、“故”這兩個邏輯術語,認為故、理、類是命題成立的必要條件,對推理論證有效性的原則作了探討。
關于推理的形式,《小取〉沖提出了七種:或(即選言推理)假(假言推理)效湘當于演繹推理)辟、侔、援均屬于類比推理范圍)推(具有歸納推理的特點)《墨辯》還探討了正確思維的基本規(guī)律。《經(jīng)說下》指出:“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币鉃,那個1皮”之名只指1皮”之實,這個“此”之名只指“此”之實,“彼”“此”的名都不能既指1皮”又指“此”。這實際上相當于歐洲邏輯中關于同一律的規(guī)定:A是A只是由于中國語言的特點所決定,在表述上沒有使用歐洲邏輯中那樣的符號字母麗已。但是,這里所謂“皮此”如何如何,已經(jīng)相當于公式化的概括了。《墨辯》對矛盾律的研究更為深入:“辯或謂之牛,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倶當,不倶當,必或不當!(《經(jīng)說上》)意思是說,對同一個對象,有人說它是牛,有人說它不是牛,這是爭辯一對矛盾關系的命題。雙方所說的不能同時都對,必有一方不對。這里,非常生動地揭示了矛盾律的基本內容:兩個矛盾命題不能同真,必有一假!赌q》還指出了排中律的要點:墨家認識到,矛盾命題的`邏輯特性不僅在于二者不能同真,必有一假;也存在著二者不能同假,必有一真的一面。因此“不可兩不可”(《經(jīng)上》)。
二墨家對邏輯學的運用
在研究墨辯邏輯學時,我們還注意到,墨家學者們在創(chuàng)立邏輯學的過程中,有這樣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非常注重邏輯學的應用!赌印芬粫杏涊d了大量的運用邏輯說理論辯,克敵制勝的生動事例。
《公輸》篇記載了墨子運用邏輯這一強有力的武器和高超的論辯技巧,止楚攻宋的故事。墨子在北方聞知“公輸盤為楚造云梯之械,成,將以攻宋”便日夜兼程趕到郢都,去制止這場即將發(fā)生的侵略戰(zhàn)爭?墒钱斔姷焦敱P之后,并不立即提及此事,而是請公輸盤替自己去殺人,從而引出公輸盤“吾義固不殺人”的話。于是墨子便抓住這句話,并以此為前提,轉入正題,與對方展開正面論辯:“吾從北方聞子為云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痹谂c公輸盤的論辯中,墨子先是避開直接提出問題,而誘使對方說出自己所需要的前提“義不殺人”。然后從四個方面進行分析,說明助楚攻宋的行為是不智、不仁,而明明知道是不智、不仁,卻不勸阻楚王攻宋,則是不忠、不強;最后得出結論“義不殺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指出公輸盤在邏輯上犯了“不知類”的錯誤,揭示了公輸盤的“吾義固不殺人”的自我標榜與助楚攻宋的行為是自相矛盾的。墨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陷對方于
自相矛盾的困境而不能自拔從而在論辯中獲勝。
公輸盤被折服了,而止楚攻宋的問題并未解決,墨子還必須去說服決策人物楚王。在與楚王的談話中,墨子同樣采取引人入彀的方法,他首先向楚王講述了三件關于偷竊之事:“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在墨子的誘導下,楚王不假思索地答道:“必為有竊疾!谑,墨子便抓住對方的話柄,作為進一步推論的前提,從土地、資源等方面把楚宋兩國進行類比,得出“臣以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這一無懈可擊的結論。
墨子以類比推理作為說理論辯的武器,揭露了楚欲攻宋的侵略性實質,使楚王理屈詞窮,根本找不到理由來推翻墨子這合乎邏輯的結論,只得以“善哉”這無可奈何的口吻承認墨子講得有道理。
“知類”是墨子立論的要道。所謂知類,就是要懂得事物間相同或相似的關系,依此類推。即知道用類比的方法,以小類大,次第推廣,得出結論,從而明辨是非。這是一種頗有說服力的論辯方法,墨子在與公輸盤及楚王的論辯中用的就是這種方法。在論辯中,墨子一開始不是馬上批駁對方,也不是開門見山地亮出自己的觀點,而是列舉淺顯的事例,這些事例所含的道理,對方不僅能接受,而且堅信不疑。然后在言歸正傳,由此及彼,從小道理到大道理,二者情況類似。小道理對方承認了,以此類推,大道理對方便不得不肯定。否則,便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這種類推事理的方法,在論辯中是頗有效的。
運用邏輯說理論辯,折服對方的例子在《墨子〉沖屢見不鮮。我們再看《魯問〉篇中墨子與齊太公的一段談話:子墨子見齊大王(大”通“太”齊大王,即齊太公田和)曰:“今有刀于此,試之人頭,卒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1利!幽釉唬骸岸嘣囍祟^,卒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弊幽釉唬骸暗秳t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殺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
在以上這段談話中,墨子為了闡述一旦發(fā)動戰(zhàn)爭將使國家被侵吞,軍隊被覆滅,百姓被殘殺,倒霉的最終將是統(tǒng)治者自身這一觀點,步步深入地誘導,使對方循著他所設計的思路,合乎邏輯地推導出來。其談話技巧是相當高明的。
“非攻”是墨子的思想主張之一。在墨子生活的春秋末年,王室衰微,諸侯爭霸,以大攻小,以強凌弱的掠奪性戰(zhàn)爭連年不斷,人民遭受深重災難。墨子從小生產者的利益出發(fā),強烈地譴責這種不義的戰(zhàn)爭。在《非攻〉篇中,作者嚴厲地批駁了為侵略別國的不義行為辯護的顛倒是非的謬論。文章開篇先從侵犯他人財產“竊人桃李”的小偷小摸行為談起,確立了一個人們公認的是非標準:凡虧人自利都是不義的。接著,逐層遞進地列舉了“攘人犬豕雞豚”、“取人馬!薄ⅰ皻⒉还既恕比N虧人自利的不義行為,而對這些行為“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最后指出,“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揭露了“天下君子”的論調在邏輯上犯了“不知類”的錯誤,是自相矛盾的;這些所謂君子,其實是最大的強盜,“攻國”乃是最大的不義。文章以嚴密的推理,駁斥了謬論,雄辯地闡述了“非攻”的主張,極富邏輯性和說服力。
諸如此類運用邏輯說理論辯的生動事例,在《墨子》一書中比比皆是,而在關于亞里士多德的史料中卻所見不多?梢,墨家在創(chuàng)立邏輯科學的過程中,不僅在理論上努力探索,而且在實踐中積極應用,表現(xiàn)出他們天才的智慧和努力追求真理的可貴精神。
總之,墨辯邏輯學是頗具特色的,對此,我們應當有所認識并深入地挖掘。研究整理墨辯邏輯學,批判地繼承中國古代文化寶庫中這一珍貴的遺產,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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