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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法律行為概念的緣起與法學方法（六）
矛盾的解決：德國的自由主義與民法中的自由主義政制任何一個概念本身都包含著某種價值判斷，而不僅僅是語言上的約定俗成，或者說，在約定俗成的過程中，社會意義甚至權(quán)力機制就會滲透到語言中，所以在結(jié)構(gòu)主義看來，要談論人，就要談論語言，要談論語言，就必然談論社會。
法學中的概念也是如此。通常認為，法學概念僅僅規(guī)范價值（Regelungswert），而不具有敘事價值（Aussagewert）。因為法律概念的目的在于規(guī)范人類社會，而不在于描述人類社會，因此，概念化只是一種手段。法學并不是一門價值中立的概念法學（wertungsneutrale Begriffsarbeit），也不是一門嚴格的教義學（Dogmatik），而是一門價值導向的學科。[84]黃茂榮也指出，沒有特征的取舍，固然不能造就概念的形式，而沒有價值的負荷，則不能賦予概念以規(guī)范的使命。[85]
至少是在浪漫主義和理性法學派中，法律行為這一概念代表的價值是共同的，即對個體自治和自由的尊重。“法律行為”一詞，按照胡果以來的界定的話，都表征了社會對人取得權(quán)利和承擔義務方式的一種自由主義態(tài)度。如弗盧姆認為，法律行為是“對所有依據(jù)其內(nèi)容形成法律秩序的具體行為類型的一種抽象。法律行為確定法律秩序的方式如下：通過個人自己的意思設定、變更和終止法律關系，即通過規(guī)則確定實現(xiàn)私法自治。”[86]代表著全面私法自治的法律行為中孕育了當時德國的兩種觀念：啟蒙主義的個人自治和自由的政治觀念以及浪漫主義的“個性”觀念。
在德國，真正的啟蒙運動應該始于康德。[87]啟蒙在康德那里的主要任務是擺脫人自己施加給自己的不成熟狀態(tài)，啟發(fā)人的心智，以使人能夠獨立地、公開地運用自己的理性。針對法國機械論者拉美特利“人是機器”的觀點，他認為，一個國家必須使人發(fā)現(xiàn)人的尊嚴，因為人并不僅僅是機器，這樣做是有利于政權(quán)的。[88]而在民法實踐中，這種公開運用理性的自由有賴于法律普遍性規(guī)范的確定�？档聦⒚傻恼撟C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民法學。維阿克爾和拉倫茲指出，康德的倫理學和哲學，以及德國唯心主義和早期浪漫主義中追隨康德的哲學家的倫理學與哲學是主要是由薩維尼介紹到19世紀德國普通法中的。[89]私法自治是這種理念在社會制度構(gòu)建中的集中反映。它在個人自決和處理他人關系的實踐中完全體現(xiàn)了理性和自由。
另一個資源無疑與浪漫主義有關。浪漫主義為了反抗社會因為工業(yè)化等因素造成的抽象社會和喪失詩意的生活，力主沒有被抽象化宰制的、充滿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個性”（Personalitaet），用詩性對抗理性，以生機抗衡刻板，形成一個人人都全面發(fā)展的社會。與古典主義不同，浪漫派強調(diào)詩性的感情自由，以永恒的無限、自我超越為目標，追求突破規(guī)范和傳統(tǒng)的樊籬。他們以個人的主觀感受而不是社會規(guī)范為出發(fā)點，追求個性解放和個性的絕對自由，肯定個人對社會的反抗和叛逆性格。所以，羅素指出，浪漫主義運動從本質(zhì)上講目的在于把人的人格從社會習俗和社會道德的束縛中解放出來。[90]浪漫主義強調(diào)的個性為自由主義提供了一個支撐點。它要求個人自己主宰自己的生活，甚至決定自己的命運，絕不盲從于普遍的價值，因為對每一個人都“好”的價值也許根本就不存在。在浪漫主義者看來，人是歷史的行動者，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他是自己命運的承擔者。德國浪漫主義和理性主義在捍衛(wèi)個人自由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
事實上，在當時的德國，這一概念的提出還有其深刻的政治－社會背景。18世紀末的德國相比于英、法、 美等國，政治四分五裂，經(jīng)濟也非常落后。德國自由主義也晚出得多，1770—1847年確定為德國自由主義的起源時期。在德國，18世紀到19世紀初的普魯士官僚資本（而不是自由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扼殺了資產(chǎn)階級的成長。直到19世紀，在德語中缺一個可與英語中“中等階級”（middle class ）相對應的詞匯，德語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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