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罪推定”的上憲前景
“常求其生，猶失之死”。我們常說“人命關天”，足見生命之重要。一個人被法律宣判了死刑，就意味著一個生命的終結。若其罪不可赦，則死有應得，必大快人心；若其清白無辜，則死不瞑目，必怨聲載道，因為人死不能復生。正因為此，在2002年的海南發(fā)生的這起“槍下留人”案才會引起法律界極大的關注。
案情其實非常簡單。1999年5月，海南省儋州市市民邱某家中遭到搶劫，邱某本人也遭鈍器暴力擊打頭部死亡。在該市打工的劉榮彬一次酒后失言，稱邱某是他所殺。這句酒后之語導致了劉榮彬的被捕。在預審過程中，劉承認邱某命案是他所為，而在案件進入起訴環(huán)節(jié)后劉又開始翻供。2001年5月，海南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劉榮彬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并以搶劫殺人罪判處劉榮彬死刑。劉榮彬不服，提起上訴。
2001年年底，劉榮彬案出現(xiàn)轉機�；诎讣杏性S多疑點難以排除，如兩件作案工具均未找到，在保存較好的作案現(xiàn)場亦無發(fā)現(xiàn)劉榮彬的指紋和腳印等，海南省高級法院終審裁定認為，劉榮彬搶劫殺人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撤銷一審判決，發(fā)回重審。
四個月后，海南省檢察院海南分院做出《不起訴決定書》，撤銷了對劉榮彬的起訴。這名曾以搶劫殺人罪名被判處極刑的“死囚”在被羈押了451天之后終于被無罪開釋。
就是這樁看似簡單的案件不久前赫然出現(xiàn)在央視“今日說法”欄目公布的“2002年度中國法治成就”中，央視注解的標題為“疑罪從無原則在實踐中推廣，特殊人群人權保障備受關注”。
此處的“特殊人群”顯然直接指向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而在訴訟法理論上，“疑罪從無”則被認為是“無罪推定”原則的應有之義。1996年3月17日，八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通過了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其中第十二條規(guī)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短短21個字，卻折射出中國法治之路的艱辛。
“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鄙虾４髮W法學院教授黃道在回憶起“無罪推定”的多桀命運時，曾感慨萬千。1957年，其時尚為華東政法學院青年教師的黃道以《略論刑事訴訟中的無罪推定原則》一文，在法學界掀起了軒然大波。在那個特殊的時代里，這篇新中國成立后首倡“無罪推定”的學術文章給黃道帶來的傷痛竟是“內定右派、控制使用”長達二十年！
直至1996年，“無罪推定”原則走進我國法律之中又經過了二十年的風風雨雨和幾經較量。在此之前，司法實踐部門在更多時候只能適用籠統(tǒng)的“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原則，這一原則在處理疑罪時便顯得無能為力：當案件事實因各種原因而無法查清時，按照該原則就不能作出確切的結論。
作為保障人權的一項基本原則，“無罪推定”具有兩方面的作用：在程序上，即在經法院依法最終作出判決確定有罪之前解決如何確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訴訟地位問題，它要求法官進行審理時不帶有罪的偏見，而是先把被告人作為無罪的人來看待；在實體上，即在面對疑罪案件時可基于這一原則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決。正如英國18世紀著名法學家威廉。布萊克斯通所說：“讓十名有罪者逃脫也勝于讓一名無辜者受罰�！�
無罪推定原則作為上憲標準早在法國《人權宣言》中即有明確體現(xiàn)。二戰(zhàn)后，此項原則迅速被許多國家及國際人權法承認。對照我國已加入的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可以發(fā)現(xiàn)，我國所確立的“無罪推定”并不完整而又缺乏憲法依據。雖然我國修正后刑事訴訟法已在一定程度上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又具體規(guī)定了疑罪從無的規(guī)則，即證據不足，檢察機關可以不起訴，人民法院應當作出無罪判決。顯然，這遠不是“無罪推定”原則的立法終點。如果我們將憲法納入視野，就會發(fā)現(xiàn)規(guī)定于刑事訴訟法上的這一原則略顯尷尬：做為刑事訴訟法母法的憲法竟然在“無罪推定”原則上只字未提。
潛在的原因是，有關“無罪推定”的爭議依然存在！若不然，在2002年的海南發(fā)生的這起案例就不大可能如此受到媒體的青睞。我們已看到了被媒體所濃墨重彩的從死刑到無罪的“戲劇化”過程。而對照“無罪推定”原則及該原則所內涵的“疑罪從無”規(guī)則，海南高級法院的裁定不過是模范地遵循了法律的既有規(guī)定。換句話說，依據現(xiàn)行刑事訴訟法中關于“無罪推定”的規(guī)定，法院就只能做出這樣的裁定。
媒體對這樁案件過份熱情報道的潛臺詞告訴我們，其實在司法實踐中，并不是每個刑事法官在每個刑事案件中都會當然地模范遵守現(xiàn)有法律的有關規(guī)定�！坝凶锿贫ā币讶怀蔀橐环N極具慣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