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刑事審判考慮民憤的思考論文

內容提要：本文從民憤的界定入手，駁斥將民憤視為刑罰裁量的參考依據(jù)，主張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以司法的獨立性來反對民憤在審判上的介入。

主題詞：民憤 刑罰裁量 司法獨立性

民憤是個為人熟知的詞，常常可以聽到類似于“民憤極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說法。而在實際的刑事司法審判中，不少案件也是“迫于民憤”而導致了輕罪重判，那么民憤能否作為刑罰裁量的一個考慮情節(jié)是一個重要而實在的研究問題。

一、 民憤的界定

民憤是指“人民大眾對反動統(tǒng)治者或有罪惡的人的憤恨”。①其實這個概念只具有政治學范疇上的意義。首先，人民是個抽象的概念，反映的是一個整體，是掌握政權的統(tǒng)治階級及其同盟者和擁護統(tǒng)治的階層。那么，就一個具體的地區(qū)發(fā)生的一個具體的刑事案件而言，如何認定“人民大眾”知道了案情并憤恨了呢？再者，即使刑法用階級性的政治定義，即“掌握政權的階級即統(tǒng)治階級，為了維護本階級政治上的統(tǒng)治和經(jīng)濟上的利益，根據(jù)自己的意志，規(guī)定哪些行為是犯罪和應負刑事責任，并給犯罪人以何種刑罰處罰的法律”②，在這個定義下，犯罪行為侵害的是人民大眾的利益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在刑事審判的過程中，被告的身份只是犯罪嫌疑人，對一名嫌疑對象產生憤恨是荒謬的，更是違背無罪推定原則的。由此可見，民憤如果指人民的憤恨是不符合法律邏輯的。

假設民憤指直接受害人的個人憤恨，那么這種憤恨就不是義憤而是仇恨，對受害人而言，他們的憤恨情感基于報復的心態(tài)。任何人在蒙受巨大的物質和精神損失時，這種以牙還牙的原始復仇心態(tài)就會油然而生，這是人的本性。基于這種感情的沖動，他們相要得到的僅僅是一個發(fā)泄私憤的對象，也就是說他們關注的是對象的存在性而不是對象的嫌疑性，那么這種憤恨找到的也許并非是罪犯而是作為犧牲品的嫌疑人。其于憤恨的法律理性要求，受害人之私憤也就不是民憤了。

最后，法學范疇上的民憤只能是一群數(shù)量有限的自然人產生的公憤。這群自然人中包含受害者，但更多的是以旁聽者知情者為主的民眾。基于這個相對合理的界定，我們來做進一步的分析。

二、 民憤的淵源及古代作用

民憤是源于古代樸素的“天理”、“天道”思想。《詩經(jīng)》中有“天生萬民，有物有則。民之秉性，好是仁德”。③意思是說天生萬眾，萬物皆有其法則，人的秉性常情都是愛好德行的。在這種意義上，“法體現(xiàn)著天理，它來自天理或天道”④犯罪就是“傷天害理”，是“天理難容”的，民眾基于對天理的尊重和對法律的捍衛(wèi)，于是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罪犯就產生了義憤。

民憤在古代確實發(fā)揮過一定的作用。由于當時的法官同時是地方行政長官，它在依據(jù)國家律例審判時，又非常重視道德正義感�！叭蕫壅邿嶂杂趲椭�他人，正義者則側重于不損人利己�！雹菀蚨�在審理過程中，刻意追求民意重視民憤，所謂還百姓一個公道。這種天理民憤的道義觀對穩(wěn)定封建次序，維護社會平衡發(fā)揮過積極作用。

三、 民憤對司法獨立的負面作用

古代斷獄尊重民憤，有著歷史背景原因：其一，當時的法律體系不很完善，案情復雜性往往會超出法律設定范圍；其二，縣令是從書生中培養(yǎng)而來，并未接受過專門的司法培訓；其三，縣令的雙重身份決定判案的最終目的是百姓的安定，即民憤的平熄。

而現(xiàn)代的司法活動強調其獨立性，“司法獨立的核心是裁判者在進行司法裁判的過程中，只能服從法律的要求及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來自法院內部或者外部的影響、干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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