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棄疾、杜甫與偷兒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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閑翻《稼軒詞編年箋注》，讀到了辛棄疾敘及偷兒的一首詞。題為《清平樂·檢校山園，書所見》，下闕云：“西風(fēng)梨棗山園，兒童偷把長竿。莫遣旁人驚去，老夫靜處閑看�！�

說的是，辛棄疾特意去巡閱他家的山園，恰巧撞見孩子們來偷剛剛成熟的梨棗。這些小子肯定是專程來偷的，他們不是隨地撿石子土塊擊打，也不是隨手折來樹枝做工具，而是帶著長長的竹竿，顯然有備而來嘛。但辛棄疾不管孩子們是出于充饑還是嘴饞的緣故，并不生氣，倒生怕旁人多事驚嚇?biāo)麄儯�使之倉皇逃逸；“老夫”隱身在僻靜的松枝竹叢處，用愛憐得近乎欣賞的眼光看著孩子們躡手躡腳的偷果動作。這個辛“老頭兒”好可愛呀！他慈祥寬厚慷慨，真通人情。

由辛詞想到杜甫《茅屋為秋風(fēng)所破歌》里的句子：“八月秋高風(fēng)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嘆息。”

這個杜“老頭兒”真夠小器的，不就幾把茅草嗎，還是刮狂風(fēng)天教“共產(chǎn)”的，或高掛樹梢，或飄沉塘坳，你老人家反正摸不著撈不起，何至于大呼小叫，還罵人為盜為賊？虧你老人家還好意思常常自我標(biāo)榜“窮年憂黎元”呢！

這樣比較辛棄疾與杜甫當(dāng)然是不公平的。總的來說，二人那個時期日常的心境都不大好。兩人早年都有鴻圖遠志，也都有過得意之時。辛棄疾“壯歲旌旗擁萬夫”（率鐵騎五十名，于五萬人中擒拿叛將張安國，率萬余士兵反正南渡淮水而投宋），英名揚天下；杜甫自敘“憶獻三（大禮）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院）學(xué)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莫相疑行》）。但是，辛棄疾作前述《清平樂》時已被罷官，閑居江西帶湖，那首著名的《丑奴兒·書博山道中壁》“少年不識愁滋味……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就寫于這個時期。盡管兩個人的氣質(zhì)有差別，辛棄疾有武人秉賦，性格豪放；杜甫有文人酸味，喜嗟貧嘆卑，但只要生活上還過得去，他倆身上共具的那種士大夫氣味就相當(dāng)“投緣”。辛棄疾的《鷓鴣天：博山寺作》，結(jié)句“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鳥山花好弟兄”，就脫胎于杜甫的《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中的“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共友于”。辛詞“此生自斷天休問，獨倚危樓”，亦本于杜詩“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

辛棄疾那首《清平樂》的上闕是：“連云松竹，萬事從今足。拄杖東家分社肉，白酒床頭初熟�！鼻�，他雖然未入中樞，做地方官又被迫掛冠，精神上苦悶，但畢竟是當(dāng)過地方高官的，物質(zhì)生活還是挺優(yōu)裕的。有偌大一座松風(fēng)舞竹影的莊園，可以倘佯林泉，可以飲酒自娛，還有美食與鄰居分享。也就是說，幾顆梨呀棗的，對他的“邊際效應(yīng)”接近于零，有它們不多，無它們不少。此時的杜甫則不然，幾把濕茅草對他是那么珍貴，不敢一笑了之，下意識地要爭，去呼去喊直到“唇焦口燥”，頑童們抱茅遁入竹林不見了蹤影還要“倚杖自嘆息”！

郭沫若在奉旨揚李貶杜之前，曾為成都“杜甫草堂”題聯(lián)曰：“世上瘡痍，詩中圣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霸娭惺フ堋痹趲装衙┎莸牡檬�面前不過爾爾，可見人性都差不多，到了生存狀態(tài)極其窘促之際，為了爭取最基本的生活資料就顧不得什么儒雅風(fēng)度，談不得慷慨大方了。其實，杜甫早就坦率地說過自己“難甘原憲貧”，也曾自“揭”為求上進而“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老底”（《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圣哲”在凍餒的憂患中尚且如此“失態(tài)”，我想，對于大多數(shù)文化人來說，歷經(jīng)精神與物質(zhì)的雙重艱難困窘，能像杜甫一樣當(dāng)個“有機知識分子”，表達對“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不滿，希望自己所屬的階層大家的境遇都得到較大改善（所謂“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就很不錯了：比那些耐不住貧賤而立誓不擇手段擠進特權(quán)階層分一杯羹的人要有操守；不肯背棄所學(xué)圣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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