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書院教育理念及人文精神再論

·   隨著宋代書院的隆興，中國古代教育進入一個空前的大發(fā)展時期，出現(xiàn)了官學、書院發(fā)展的鼎立之勢，與此相伴隨，新的教育理念、新的“教養(yǎng)之規(guī)”、新的教育機制應時并起。其中書院獨樹一幟的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和人文精神，更是成為了氣勢磅礴而富有鮮明時代特色的教育思潮。  　　“以德育人”是儒家一貫倡導的教育理念，重視人的道德品性的培養(yǎng)是儒家的傳統(tǒng)，自古已然。自從孔子提出“仁者，人也”而以道德屬性定義人之后，儒家都把道德品性看作是人的本質，所謂立人、樹人、教人歸根到底即是培養(yǎng)和塑造人的道德人格和品性。孟子以為夏、商、周“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孟子·瞻文“樂上”》)。這就是說，“三代”設教立學無非是以人倫道德教化人，亦即是以人倫道德塑造人的道德人格。漢代大儒董仲舒明確指出：“古之王者明于此，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jié)民以禮……教化行而習俗美也�！�(《漢書·董仲舒?zhèn)?)類似于董仲舒把人倫道德置于學校教育的中心，唐代儒者孔穎達亦曾提及。他說：“欲教化其民，成其美俗，非學不可�！�(《禮記正義·學記第十八》)古代學者以為，教即教化，學乃是接受教化。把教育看作是人倫道德的教化，這是古代儒家思想的一個突出的特點。  　　然而中國古代是以等級特權為其本質的社會，社會關系所有一切幾乎都烙上了等級的印記�！皩W在官府”，教育是一種特權，各類官學的生員都有嚴格的身份限制，只有貴族子弟才能享受這種特權。在人被等級化的社會，貴族子弟與他們的先輩一樣，被認為是先天所注定的高貴，在理論上廣為流傳的“性三品”說即是對此的概括和肯定，到唐代明確地把人性劃分為上、中、下三品，貴族子弟之類被認定是人性的上品，先天注定的高人一等，不存在教化問題，儒家關于必須對人進行道德人格的塑造，對他們是不適應的。質言之，儒家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在享有例外權的官學是行不通和不必要的，或者說被排除在官學之外。正是因為如此，儒家人倫道德教化，嚴格地說被看作是對下層民眾的，所謂教化乃是一種社會教化，并未真正成為古代官學教育所必須實施的教育理念。  　　古代的以等級特權為本質特征的官學教育，到宋代立國時仍然如此，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并且在科舉考試的刺激下，更是深深地烙上了官字號的印記，官學成為了科舉的附庸，官學成為了名符其實的“官學”。它對教育帶來的危害越來越明顯，悖于社會發(fā)展的情勢，成為教育發(fā)展的桎梏和障礙，特別是與宋代起于民間而正在興起的帶有平民化教育組織形式的書院形成了尖銳的對立。正如宋代儒學的復興必須打破佛、道思想統(tǒng)治一樣，書院的興起和發(fā)展也必須革除官學弊端，破除官學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在時代的催生下，南宋書院發(fā)展的高峰時期出現(xiàn)了史無首例地對官學批判的熱潮，當時的理學家和書院大師都幾乎參與了這場批判。其鋒芒指向官學教育的種種弊端，涉及到官學教育的方方面面，舉其要者言之有如下幾個方面：其一，官學教育已成為一種“科舉之學”，不是立學教人，似乎官學為應付科舉考試而設，危害至深。朱熹說：“科舉之學，誤人知見，壞人心術，其技愈精，其害愈甚�！庇终f：“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朱文公文集)，卷58)學為科舉而學，教為科舉而教，官學成為科舉的附庸，或者說工具，朱熹認為這不僅培養(yǎng)不出合格的人材，相反的卻“壞人心術”，造成了生徒應付科舉考試的一種投機取巧的心理。  　　其二，作育人才神圣的殿堂變成了“聲利之場”，學校變成了爭名奪利的跳板和階梯。朱熹說：“所謂太學者，但為聲利之場，而掌其教者不過取善其科舉之文，而嘗得雋于場屋者耳�！�(《朱文公文集》卷69)在此追逐名利的驅使下，“師之所以教，弟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本義，而無復先王之意”。雖堂而皇之曰太學，其實“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 (同上，卷73)。受教育者雖“有志于義理者”，希冀得到儒家關于做人的學問和經世致用的真學，但由于太學是“聲利之場”，而若無所教，“而無所求于學”。盡管有月季考核的規(guī)定，但不但不能促成德行道藝的成長，相反“只以促成嗜利茍得，冒昧無恥之心”。由此朱熹得出結論說：“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朱文公文集》，卷69)學校失去了作育人材的歷史使命。毫無疑義，必須進行教育改革。  　　其三，正因為官學教育成為“科舉之學”，成為了“聲利之場”，因此，它不是“儲材之地”，不是人材的搖籃，而成為了“棄材之地”。事功學派的思想家葉適指出“今之學校，乃為棄材之地”(《葉適集》，卷3)。  　　類似以上對官學的批判，不只是當時的思想家和書院大師，宋代的重臣和大吏同樣也有撻伐，與朱熹同時的朝廷重臣趙汝愚在上皇帝奏疏中對官學的弊病進行了橫厲無前的斥責：“中興以來，建太學于行都，行貢舉于諸郡，然奔竟之風勝，而忠信之俗微，亦誰榮辱深沉，不由學校，德行道藝，取決糊名，工雕篆之文，無進修之志，視庠序如傳舍，目師路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具文�！�(《宋史·選舉志》)趙汝愚在此雖也批評了科舉考試存在的一些弊病，但主要是批評官學的弊端，他認為宋代雖大興文教，大力設置官學，然而所熱衷的是應付科舉考試的競爭，甚至為此不擇手段，“忠信之俗微”。不僅如此，學校只專于技藝，即謂“工雕篆之文”，對進修之志、道藝德行卻漫不經心。正因為如此，學校不象學校，“視庠序如傳舍”，神圣的作育人材的殿堂變成了旅店驛站，師生不象師生，“目師像如路人”。自不待言，這樣的學校達不到立學教人的目的，因此，同朱熹一樣，趙汝愚急盼朝廷整肅。  　　趙汝愚同時代的兵部侍郎虞儔基于官學之弊，也上疏朝廷說：“竊怪近年州郡之學，往往多就廢壞。士子游學，非圖啜哺以給朝夕，則假以衣冠以誑言欲，而鄉(xiāng)里之自好者，過其門不入。為教授者，則自以為冷官，而不事事。”(《續(xù)文獻通考》，卷40，《萬有文庫本》)虞儔在此所指州郡之學多廢壞不是單指學校設置衰敗，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容是學校失去了立教育人的本意，生徒們“假衣冠以誑言欲”，不知禮儀，失去了斯文本色，以致潔身自好者，恥于入門。 ·  對此情形，掌教者則不聞不問，自以為自己是不被重視的“冷官”，所以聽之任之。學校衰敗情形正如南宋學者黃勉齋所針砭：“茍徒資口腹，謀利祿，漫不加意，則既失崇尚教育之旨�！�((黃勉齋先生文集·南康軍新修白鹿洞書院志)卷5)在宋代有識之士看來，宋代教育已出現(xiàn)了危機，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如何進行改革呢?岳麓書院主教、著名理學家張拭認為，宋代教育雖然弊病叢生，但歸根到底是“不悅儒學，爭馳功利之未”(《南軒文集》，卷1)。張拭為宋代教育變革指明了方向，要革除宋代教育的弊病，其關鍵是復興儒學，質言之即是復興或者說重新確立儒家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恢復學校已失去的立教育人的本意，使學校真正成為作育人才的神圣殿堂，為塑造道德人格和品性作出示范，使其成為道德教化的輻射源和基地。  　　如何復興儒學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呢?儒學的教育理念體現(xiàn)在教育的各個環(huán)節(jié)，表現(xiàn)在思想和制度雙重層面。但辦學宗旨和培養(yǎng)什么人的問題最能體現(xiàn)儒學的教育理念。因此，復興儒學最關鍵的是要使辦學宗旨體現(xiàn)儒家的教育理念，正是因為如此，書院幾乎普遍地提出了儒學以德育人的辦學宗旨，其中尤以享有天下四大書院之譽的岳麓、白鹿洞、睢陽、嵩山書院成為復興儒學教育理念先鋒和榜樣。岳麓書院主教張拭在對宋代官學教育弊端進行全面審視和批判的基礎上，提出了岳麓書院的辦學宗旨“侯(劉珙——按)之為舉也，豈特使子群居佚譚，但為決科利祿計乎?亦豈使子習為言語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材，以傳道而濟斯民也”(《南軒集·潭州重修岳麓書院記》卷109，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張拭對書院的辦學宗旨與官學教育的辦學宗旨作了本質上的區(qū)別，劃清了界線，其區(qū)別有三：其一“但為決科利祿計乎?”誠為前述，官學教育是以科舉考試和士子進身官場為辦學目的，書院教育則對此予以摒棄，提出“傳道”而濟民，把“明道”和“濟民”作為辦學宗旨；其二“亦豈使子習為言語之工而已乎?”事實一再表明，官學為了使士子們進身官場營造了一個階梯和捷徑，專于文辭技藝之工，書院教育則不同，它所關注的是生徒們的德行道藝的培養(yǎng)；其三官學把學校變成“聲利之場”，而書院則恢復儒家立教育人的本意。如果把以上官學教育與書院教育的區(qū)別加以歸結，那么這種區(qū)別即是教育理念上的區(qū)別，書院所堅持的是儒家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而官學所實施的仍然是等級化教育的辦學思想，前者體現(xiàn)了一種人文關懷的精神，后者則表現(xiàn)為對道德完滿性漠視的一種等級特權思想。  　　把教育變革聚焦在復興儒家的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宋代的書院大師幾乎都如此，與張拭同時并是摯友的朱熹便是突出的代表。朱熹把書院辦學宗旨直接地規(guī)定為以忠孝道德教育人和培養(yǎng)人。他說：“學校之設，所以教天下為忠為孝也�！�(《朱子語類》，卷109)朱熹認為以忠孝教人自古已然，這是儒家的教育傳統(tǒng)。首先，他指出自古以來所奉行的是一種“有教無類”的平民化教育，換言之，學校教育并不是為生徒尋找和提供做官的捷徑和跳板�！肮耪呤ネ踉O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其中而受學焉”(同上)。這就是說，古圣先賢設學立教，為的是民眾普遍地受到如何作人以及如何使人在家和國、社會關系中定位的教育。再次，朱熹認為古代教育是人倫道德教育�！岸�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為之品節(jié)，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朱熹集》·卷78)。這說明學校教育要秉人性，以道德去開導和勸勉生徒，對生徒全面地灌輸人倫道德思想，使其內化為主體的意識，外化為道德實踐，行于五倫之間，推之于社會關系的各個方面，一言以蔽之，要形成一種穩(wěn)定而一貫的道德品性。朱熹認為以上既是學校道德教育的內容，也是先王古圣所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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