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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維爾對現代性的概括：平等
1995年7月，金耀基為《中國文化》雜志寫了一段“學人寄語”，以下一些話看來反映了目前縈繞在這位研究中國現代化問題有年的學者心中的重要問題∶“在跨世紀之前夕，中國人最應深省的是中國文化與‘現代性’課題∶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中國文化是一被變項，也是一自變項，現代化之路是多元的，‘現代性’也可以是多元的。但有沒有可能出現‘中國’的現代性？主要視乎中國文化能不能及如何回應現代的普遍性問題�！�1
這里指出了“現代”或“現代化”、“現代性”有它的普遍性，2 或毋寧說，當談到“中國的現代化”或“現代性”時，“現代”一類概念本身就是在指示一種普遍性、指示一種近數百年、尤其二十世紀以來，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先后不同程度地、不管愿意或抗拒與否都被卷入的一個世界性歷史進程，并且，這一過程首先是在西方世界發(fā)生的，并首先在那里得到仔細的闡述、分析、反省和批評。我想，任何一種對“現代”的研究，任何一種對各民族“現代化”道路或“現代性”之獨特性的強調，都不宜否認或脫離這一基本事實。因而，在分析“現代”時，不宜如棄敝屣似地匆忙擯棄西方的一些分析范疇。
但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顯然又是相當獨特的，中國“現代性”的煩惱也無疑將越來越多地顯示出自己的特殊性。這不僅對中國是這樣，對其他國家和民族也是如此。換言之，“現代”將越來越多地被全球、被世界各民族和各國所分享和負擔，西方的色彩可能淡化，而非西方的色彩卻可能突出起來。這種前景又是深深地植根于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植根于過去。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巨變，雖然自十九世紀被西方激起之后，大致到二十世紀才真正發(fā)生并初步成形，但是，走向“現代”的某些趨勢可能在中國內部卻早已存在，并在發(fā)展中呈現出與西方迥然有別的特點。
實際上，我們已經看到不少學者尋找中國內部固有的“現代”因素的種種努力∶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嘗試從宋、明、清，或更早的時期發(fā)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商品經濟的萌芽；另一些受到韋伯式問題啟發(fā)或刺激的學者則試圖在中國乃至東亞發(fā)現可以支持工業(yè)化或者民主化的精神因素、價值觀念或者某種張力。這些嘗試是有意義的，但可能尚未充分考慮到中國歷史上“現代”因素的獨特性。因而，他們尋找的東西可能恰恰是雖然“現代”、但在中國歷史上卻相當缺乏的東西，而中國歷史上缺乏這些東西并不意味著中國歷史上缺乏“現代”因素和傾向，尤其是如果我們恰當和全面地理解“現代”，理解“現代”不僅是一個偶然的產物，而且是人類社會演變的某種大勢就更其如此。
我在此也想做一種從中國的內部、以一種較長遠的眼光，探究中國的過去與“現代”關系的初步嘗試。借助于托克維爾考察歐美近代以來的社會變遷所形成的一個概括，本編試圖對中國自春秋戰(zhàn)國之際封建世襲制解體以來平等的趨向提出一種概略的描述。這一平等的趨向與西歐中世紀封建制崩潰以后的平等潮流既有相合之處，同時又有自己的顯著特色。托克維爾以平等的發(fā)展來概括一個走向“現代”的世界性歷史進程，中國與西方相遇以后自然不可能自外于這一進程，但問題是在中國社會的內部也早就發(fā)展著這一趨勢。
我們可以先大略瀏覽一下中國從秦漢至晚清二千多年來大致不變和發(fā)生變化的方面，對基本不變的方面我們可以指出∶君主制、官僚制、政教合一、士農工商、宗法關系的社會格局，相對停滯的經濟發(fā)展水平等等。對變化的主要方面我們則可以指出∶版圖或經濟地域由里向外的擴展，尤其是在北方部族的壓力下自北向南的不斷拓殖；人口大致有了十倍的增長；土地私有及小農化日益發(fā)展，租稅由征收實物變?yōu)檎魇浙y錢，徭役也漸變?yōu)槟家郏泿沤洕嘣羞^興盛的發(fā)展，農業(yè)耕作日趨集約化；中央統(tǒng)一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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