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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思想解放歷史進程及其經驗借鑒
中華民族的歷史是一部不斷進步的歷史，同時它更是一部思想不斷解放的歷史。從思想進步史的角度，回顧這段歷史,總結其經驗教訓,對我們在新世紀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目標,是有益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割據造成中國歷史上是少有的“百家爭鳴”的思想解放的局面，其間出現(xiàn)儒家、道家、墨家及法家諸學派。這次思想解放的共同特點，是人們在揚棄殷商以來流行的占卜文化的同時，發(fā)展了華夏民族最初──盡管還很粗糙──的理論思惟形式。華夏文化早期大師老冉揚棄殷商文化糟粕(同時也繼承了殷商的精華)，發(fā)展出與自然十分接近的道家學說；孔子和墨子則揚棄老子學說中的消極的部分，發(fā)展出注重政治實踐(“學而優(yōu)則仕”，仕，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當官”)和社會實效的儒家和墨家學說�？鬃訉W說中強調人的能動性的部分后來為孟子(“萬物皆備于我”)和荀子(“人定勝天”)抽象出來并推至很高(不亞近世叔本華和尼采的學說)的地位。孔子學說中的中庸的倫理學說，為統(tǒng)治者所發(fā)揮，成為社會管理的思想工具，而老子創(chuàng)立的道家學說經過莊子的發(fā)展則逐漸為被壓迫的社會階層所接受，并成為反抗階級壓迫的思想武器。二者構成后世華夏思想對立統(tǒng)一的主要方面。
西漢至魏晉時期，中國政治經濟由北方向南方遷移。伴隨這種遷移的是中華民族思想新的解放。西漢武帝時，因北部(匈奴南犯)壓力所產生的鞏固政權的需要，漢武帝利用董仲舒“獨尊儒術”的主張，對原始儒學中強調人的能動性和原始民主的部分進行了修正，使之成為為封建專制服務的學說。至此，儒學的生命力開始枯竭。
東漢之后，由于大規(guī)模戰(zhàn)亂，儒學失去了支撐社會心理的功能，從而也失去了它對社會人倫的約束力。在這種由儒學衰落造成的普遍的心理空虛中，由老莊無為學說揉合而成的玄學成為社會思潮。玄學的產生在當時具有雙重的意義：一方面它在社會心理失衡時給人以新的心理支撐。它主張毀棄禮法，追求自然，這已有了思想啟蒙的意義。比如鮑敬言在《無君論》中把自然之禮置于皇權之上，這就削弱了人對皇權的依附，從而加強了人與客觀自然的聯(lián)系。另一方面，由于當時社會并不具有社會關系變革的經濟條件，因而，這種由北方游牧民族南犯引起的混亂，并沒有給當時中國帶來象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帶給歐洲那樣的新前景，大動亂之后社會最終只有消極地回歸到“無”的世界�！百F無”(何晏、王弼)意識反映了這一時期文人的苦悶。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經濟重心逐漸由北向南遷移，從而經濟重心和政治重心發(fā)生分離的時期。這時政治仍以北方為重心，而經濟重心已向長江流域移動。這種離心到唐宋時已隨大運河的開辟成為定局。此間，廣闊且未開發(fā)的長江兩岸為北方自然經濟和封建社會系統(tǒng)提供了新的復制空間，這再一次激起中華民族再建秦漢社會系統(tǒng)的熱情。這種熱情在玄學以及西傳佛學的催動下，形成了一種新的有生命力的社會思想。
儒學在東方中國的衰落為西亞南亞諸文化傳播提供了廣大的市場。東漢始，中國相繼傳入襖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和佛教。前幾種宗教主要在西域胡商中流傳，漢人多奉老子為教祖并開始接納佛教。與基督教一樣，佛教在早期也是勞動人民思想解放的武器。佛教初入中國(這是中國較早時期的吸收西方優(yōu)秀文化的思想運動)時，中國正處經濟文化重心即將南遷和江南即將進入開發(fā)時期。經濟空間的大規(guī)模開發(fā)要求人們的思想空間也要有一個大解放，這就使得道家思想和佛學思想成了當時正處經濟大變動之初的人們自覺接受的思惟形式。且不說老莊思想中那狂放無羈、汪洋恣肆的文風對當時人們的守舊思想產生多大的沖擊力，只要看看老莊學中那豐富的相對論式的思惟形式，就不難理解道家思想在這一時期盛行的原因。然而，中國的玄學只是一枝不結果的花，單憑其只破不立的玄想尚不足以推動當時人們的思想解放，恰巧，佛學的傳入為當時社會出現(xiàn)的開放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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