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疆域

　　文學疆域的形成是一個復雜而漫長的過程。從現(xiàn)象上看，它既是文學史家和文學人偏就之輝煌，也是文學“圍城”中人自保而又自縛的現(xiàn)象，而更深層的原因則是人類肇自遠古的無可奈何——分工與私有。分工與私有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即人類文明的連體機制。文學的疆域化既是該機制痛苦的成果，也是其逼仄出的產(chǎn)物，同時還是其自身僵化和墮落（尼采語）的象征。

　　一般而言，社會權(quán)力為文學自立門戶而滿意，因為文學獨立一向被看作社會的成就；但是也為文學僭越出格而驚懼，因為文學始終是防不勝防的貳臣逆子。歸根結(jié)底，最熱心文學疆域化的是權(quán)利話語，疆域化是分而治之的不二法門，只有將文學與萬物的親緣性逼入一個向度，才可以使其就范；也只有將文學的生存境地劃入一個園地，才能使其極盡寵榮而枯萎。

　　從終極處透視，文學是一種非疆域的人文現(xiàn)象，它不是急功近利的反光鏡，也不是玲瓏剔透的象牙塔，更不是歌喉百轉(zhuǎn)的鸚鵡鳥，而是與天地氣息通感的人類文化原生態(tài)，是人類超越自身局限的化解性的精氣神，是與社會正負價值切磋磨合的非自我中心話語。這幾種本根性的文學稟性注定了它與疆域論者的重大差異。

　　疆域論者為文學的金城湯池爭雄，為文學的本體——主體辯護，為文學的自由自覺放歌，為文學這樣或那樣的方法而斤斤計較。毫無疑問，這些說法和做法都有論證自身合目的性的一定道理，但是與文學終極性的存在根據(jù)相比，正切合古人關(guān)于“獨照隅隙，鮮觀衢路”的批評。文學的生命是非疆域的虛擬，與其說它需要本體——主體的地盤和自由自主的權(quán)利，不如說它更需要圓觀宏照的視野和直切本真的化境。在某種意義上講，天下皆知文學疆域之為文學疆域，文學即已成為僵化的存在。

　　　　二、文學非疆域疏證

　　華夏文學與西方疆域化的路數(shù)不盡相同，它不是像西方文學那樣從遠古的混一走向近現(xiàn)代的分門別類，而是堅守人文原生態(tài)的本真，卻又能揮發(fā)出后世文學分久必合的先聲。

　　20世紀的學人津津樂道魏晉南北朝“文學自覺”的話題，然而很少有人關(guān)注其間非文學自覺的事實。該時段出現(xiàn)了重視文章才情的傾向，出現(xiàn)了言志與緣情并提、文筆以韻律分別的趨勢，可是人們忘記了那個時代沒有一個專職詩人，忘記了那時所有的文人都以詩文為一藝，忘記了即便最能體現(xiàn)文學自覺的代表性見解，也無不以文學內(nèi)在區(qū)隔的寬泛和外在藩籬的開闊而披露出非疆域化的大端�！墩衙魑倪x》所列37類文體和洋洋灑灑的題材子目，《文心雕龍》融通天地神人的宏構(gòu)和包孕亙古各類文章的偉制，都讓世人始終游走于有疆無疆之間，看得出在疆非疆的獨特景觀。

　　隋唐風流，以詩文取士。宋人拘謹，視詩文為小道。反而視之，隋唐兩宋均屬詩文盛世，對詩文抑揚取舍有別，但是將詩文納入思想文化的大格局中琢磨則非常近似。遼夏金元的統(tǒng)治者馬背稱雄，于漢文化有用即拿來，文章似草野逐鹿，漫無際涯。明清兩朝在文化和學術(shù)統(tǒng)緒上勤于梳理，經(jīng)史子集的分類再次對各類文化典籍進行條塊互滲，充盈其間的文學見士人性靈，見民生疾苦，見氣脈相互生發(fā)，但是疆域則隱而不顯。

　　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汪洋大海中，《詩經(jīng)》、《楚辭》等純文學文本和《文賦》、《詩品》之類的純文學品論不勝枚舉，它們確實可以前后鉤連，形成與西方文學觀念吻合的“類別”或“領(lǐng)域”，可是更多的則是文類混編，解法眾多，作者、讀者和編者常常對此類著作廣泛連類且多元取舍，有些著作甚至根本無法找到作者。文學疆域的模糊固然有封建專制貶抑文學的原因在內(nèi)，但也不能排除中國古代文學本身的跨文化因素和華夏文化與西方文化在思維方法以及開發(fā)品類上的種種差異。

　　　　三、文學解疆域變通

　　文學作為“類”自成一體，要自由，要領(lǐng)地，要版權(quán)，一言以蔽之，要疆域。從反封建專制的角度來說，文學的疆域化有其一定時代的進步作用。從社會普遍資本化和高度私有化的意義上講，疆域化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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