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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信山水詩的世俗化及其意義和影響
庾信山水詩的世俗化及其意義和影響
趙沛霖(天津社會科學院,天津300191)
摘 要: 對玄學自然觀持徹底否定態(tài)度的庾信,將世俗情懷與對山水自然的審美觀照結合起來,把世俗性的欲求和期待融會于對山水自然的具體描寫中,直接導致了山水詩的世俗化。山水詩的世俗化體現(xiàn)著與早期山水詩完全不同的基本精神和價值取向:不追求人生解脫的心靈自由和精神超越,也不具備探求人生意義和與“道”相通的哲學意蘊,從而徹底改變了山水詩企慕世外,與自然冥合為一的發(fā)展路向,而使其明顯朝著世俗生活和現(xiàn)世追求的方向傾斜。世俗化使山水詩徹底走出了玄學的陰影而回歸人間,立足現(xiàn)世。作為玄學影響山水詩創(chuàng)作的終結和一個文學時代結束的標志,山水詩的世俗化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影響。
關鍵詞: 庾信;山水詩;世俗化;玄學;自然觀 收稿日期:2010-06-02作者簡介:趙沛霖(1938-),男,天津人,天津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古典文字與文化研究。
庾信的山水詩之所以重要,①不僅是因為它們在其全部詩歌創(chuàng)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與魏晉時期以來早期山水詩所體現(xiàn)的回歸自然,與自然冥合為一的基本精神和價值取向相比,他的山水詩呈現(xiàn)出完全不同的精神氣質和基本特征,標志著山水詩的具有階段性意義的新變化,并由此而對山水詩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
因此,忽略庾信的山水詩,不僅不能全面、正確地評價他的詩歌成就,而且會直接影響到對于我國山水詩發(fā)展歷史進程的認識。這就是說,必須把庾信的山水詩放到我國山水詩發(fā)展歷史進程的廣闊空間加以審視,才有可能正確認識和評價其意義和貢獻,否則,僅僅局限于其自身,一些重要問題很可能會被完全忽略。
事實上,從山水詩發(fā)展歷史縱向比較的角度評價庾信的山水詩,有的學者已經(jīng)做過,例如,有的學者通過與陶淵明田園詩的比較來認識和評價庾信的山水詩,認為庾信雖常常以隱士自稱,但并沒有真正的隱逸思想,也不打算真正隱逸,“庾信在閑居中求真隱,在人境中思避世的心情表面上與陶淵明有形似之處,但實質上相去甚遠”。[1](P87)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者又說:庾信的“田園詩天生缺乏陶詩那種回歸自然的自在意趣”,“以田園生活的環(huán)境描寫及細節(jié)瑣事的堆砌為主,使隱居的意趣由深層轉為表層,由詩人內(nèi)心對自然的徹悟,變成了外在的隱居姿態(tài)的渲染”。[1](P87,P89)作者所提出的這兩個論斷,即庾信并不打算真正歸隱和他的詩歌缺乏陶詩回歸自然的意趣,使隱居的意趣由深層轉為表層等等,分開來看,無疑都是正確的,但如果結合起來看,后一個論斷就值得商榷了。因為既然庾信不像陶淵明那樣具有真正的隱逸思想,也沒有真正歸隱,那為什么還要用具有“回歸自然”和“隱居的意趣”的陶詩為標準來要求和評價他的詩歌呢?以一個詩人的優(yōu)長和特點為標準去要求和衡量另一個詩人,往往看到的多是他的不足和負面的東西,而不可能看到他的本相,更不可能看到他的特點和長處。
誠然,庾信有時以隱士自居,詩中也不時標榜隱逸,然而這不但不是庾信思想的全部,而且也不是他思想的主流和本質,更多的情況下或為不得已的權宜之計,或為借此發(fā)泄對自己處境的牢騷。
事實上,他從來也沒有真正想去隱居。庾信對于隱逸的復雜心態(tài),在他入北以后的詩中有過直接的表白:《上益州上柱國趙王二首》的結尾兩句“愿想懸鶉弊,時嗟陋巷空”,可以說把他對隱逸的真實心態(tài)和思想表露無遺:我雖窮困,知命不憂,可嘆陋巷已空,再也無法像顏回那樣處世了。
言外之意是我的處境艱難,無法像顏回那樣安貧樂道,只好請上柱國大人提攜了。這是作品的證明。再從他的經(jīng)歷看,入北后,他連事兩朝,充分說明他系心功名,留戀權位,如果真心隱逸絕不致如此。對于庾信這樣的思想心理復雜的詩人,更應當注意其思想本質。只有這樣,才能正確把握其為人和作品。
有鑒于此,本文不以陶淵明和陶詩為參照,而是換一個視角:從山水詩的基本精神和價值取向的角度考察他的山水詩。我們知道,庾信一生追求功名利祿,熱衷于享樂娛情,是一位具有強烈世俗情懷的詩人。他對玄學自然觀持有徹底否定的態(tài)度,而將世俗情懷與對山水自然的審美觀照結合起來,把世俗性的欲求和期待融會于對山水自然的具體描寫中,直接導致了山水詩基本精神和價值取向的深刻變化,即山水詩的世俗化。庾信的世俗化的山水詩與早期山水詩完全不同:不追求人生解脫的心靈自由和精神超越,也不具備探求人生意義和與“道”相通的哲學意蘊,從而徹底改變了山水詩回歸自然,與自然冥合為一的發(fā)展路向,而使其明顯朝著世俗生活和現(xiàn)世關懷的方向傾斜。
庾信的世俗化的山水詩大體可以分為三類:一是結合貴族生活,把山水自然景觀作為貴戚富豪尋歡作樂環(huán)境和背景的山水詩；
一是結合日常世俗生活,表現(xiàn)人與自然和諧融洽相處的山水詩；
一是結合對民生功利的關注,具有一定現(xiàn)世關懷特征的山水詩。②現(xiàn)分別論述如下:一、結合貴族生活,把山水自然景觀作為貴戚富豪尋歡作樂環(huán)境和背景的山水詩 應當指出,把尋歡作樂從室內(nèi)擴大到室外,以山水自然景觀作為尋歡作樂的環(huán)境和背景,不是始于庾信,早在庾信之前就已經(jīng)盛行�！稌x書·山濤列傳》:簡優(yōu)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荊上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游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③這是關于西晉都督、尚書左仆射山簡在山池園林游嬉宴飲的具體記載,事實上,尋歡作樂于山水勝境中,在魏晉南北朝的貴戚富豪中屢見不鮮,很多人都將它作為一種排場和特殊的享受而趨之若鶩。
不過,在庾信之前,在山水美景中尋歡作樂之風雖熾,但用山水詩的形式來反映它,即把山水美景作為貴戚富豪享樂生活的環(huán)境和背景來描寫,卻十分罕見。這是因為這樣做與當時盛行的觀念,即把山水自然作為“道”的具象化的玄學自然觀彼此格格不入。就是說,貴戚富豪可以突破玄學觀念的束縛去這樣做,卻沒有人敢于這樣說;直至庾信創(chuàng)作出把山水美景作為貴戚富豪尋歡作樂的環(huán)境和背景的山水詩,這種情況才從根本上改變。在這方面,庾信之所以能夠為天下先,敢于結合尋歡作樂描寫山水自然景觀,不僅是因為他有寫詩才能,善于山水詩創(chuàng)作,又具有在山水美景中游宴享樂的親身經(jīng)歷,更重要的原因還在于他對自然的態(tài)度與玄學自然觀之間已經(jīng)有了本質的區(qū)別。④庾信的以山水自然景觀作為貴戚富豪尋歡作樂環(huán)境和背景的山水詩,以《詠畫屏風詩》二十四首(以下簡稱《詠畫》)為代表,除此之外,還有《和春日晚景宴昆明池》、《奉和趙王美人春日》、《和趙王看伎》和《奉和趙王春日》等詩歌(為了節(jié)省篇幅,本文將《詠畫》與這些詩歌簡稱為《詠畫》等詩)。關于《詠畫》的基本內(nèi)容正如日本學者興膳宏指出的,是“以陽春山水為背景的歡樂場面為最多”,并認為這是全詩“主要的傾向”[2](P356)。
應當說明,這里所說的“歡樂場面”不是一般的“歡樂”,而是貴戚富豪的尋歡作樂。不過,《詠畫》的部分詩篇描寫重點卻不單是尋歡作樂,而是作為其環(huán)境背景的山水自然景觀,也正是基于這個原因,海內(nèi)外學者才把這些詩認定為山水詩。⑤二十四首《詠畫》詩的第一首“浮橋翠蓋擁”是比較特殊的,它是總寫貴戚富豪尋找山水美景尋歡作樂,并明確點出石崇、山濤兩位貴戚富豪的名字:清晨之際,在水紋恒轉,風花亂回的浮橋,“石崇迎客至,山濤載妓來”。這樣,不但十分清楚地點明了全詩的主題,為全詩定下了基調,而且說明尋歡作樂的主體不是一般平民百姓,而是聲勢顯赫、富可敵國的貴戚富豪,從而為后面所寫的花天酒地、窮奢極侈的享樂作了有力的鋪墊。從第二首“停車小苑外”開始才是分寫在不同的山水美景中尋歡作樂的具體場面。這些詩雖很少點出具體人名,但其主體都是石崇、山濤一類的人卻是毫無疑問的。
“子山《詠畫屏風詩》二十四首,其畫不一,蓋雜詠之也�！盵3](P353)所謂“雜”是說享樂活動之雜和多,諸如宴飲、狎妓、射獵、歌舞、游嬉、賞玩以及煉丹求長生、清靜學隱士等等,可以說,當時貴族享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所涉及。例如第四首“逍遙游桂苑”,寫在明媚秀麗如桃花源的深山中的歌舞游宴;第九首“千尋木蘭館”,寫春洲流水,花香四溢堂館中的狎妓活動,但重點都是具體描摹環(huán)境的優(yōu)美與溫馨,而歌舞游宴、狎妓活動則是點到為止,十分含蓄。又如第十九首:三危上鳳翼,九坂度龍鱗。路高山里樹,云低馬上人。懸?guī)r泉溜響,深谷鳥聲春。住馬來相問,應知有姓秦!“秦”本是漢樂府民歌《陌上�！分械拿琅亓_敷,此代指美女。詩中寫對美女的追求不是在人群熙攘之處或其他什么場所,而是在高山深谷,懸?guī)r溜泉當中。顯然,在貴戚富豪看來,只有在這樣的環(huán)境和背景下求愛,才更加風流和浪漫,因而也才能更大限度地滿足享樂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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