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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前瞻
回顧與前瞻1
引言 近來,我的一些國內外朋友都殷切希望我寫下一生中的'片光零羽.追憶起成長歲月固然使人感到溫馨,但環(huán)境壓力總迫使我先去做那些更緊迫的事情.<神經科學年鑒>(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的主編約請我為"年鑒"撰寫一篇刊頭專文,這成了必要的附加動力,使我終于沉下心來對自己科學生涯作一次簡要的回顧.我的自述主要涉及我是在什么樣的環(huán)境和背景中成長為一名神經生物學家的.
作 者： 馮德培 作者單位： 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理研究所 刊 名： 中國神經科學雜志 ISTIC 英文刊名： CHINES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年，卷(期)： 20xx 20(2) 分類號： 關鍵詞：回顧與前瞻2
【內容提要】
本文對一百年來唐代小說影響研究的狀況進行了總結。在此百年中，因乾嘉學風及中國小說研究特點的制約，該研究的性質與成果，具有以事實考據為主，理論建構為輔的文獻學屬性。而唐代小說的經典地位，既源于自身強烈的原創(chuàng)藝術特質，更在于后世不斷的自覺追隨與回歸。擺脫舊的研究模式的關鍵在重新考量現象的實質。文學的影響問題，實為主動索取文學資源，進行審美再創(chuàng)造的問題，往前看，這一視角可以將文學影響研究提升至文學“發(fā)生學研究”的層面。
與格律詩在中國古代詩史上的劃時代地位一樣，唐代小說是中國敘事文學發(fā)展史上的一塊里程碑，作為這一地位顯著標志之一的，是它對宋元明清小說、戲曲在風格與題材方面的巨大影響。對這一現象的評論與闡述始自宋代，但到20世紀，才成為風起云涌的文化變革潮流中的一個熱點，形成今日稱為唐代小說影響研究的一個學術領域。這一領域的構成，從研究性質與成果形態(tài)上考察，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事實考據，一是理論建構。但是，這兩方面的研究在20世紀取得的成就卻不對稱。前者的成績論規(guī)模足稱顯學，風氣尚未消歇；后者的成就論效益卻后繼乏力，水平亟待提升�；仡�20世紀唐代小說影響研究的成就與不足無疑是為推動這一研究在新世紀的長足發(fā)展，本文的目的即在于此。
唐代小說影響研究是20世紀古代小說、戲曲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古小說、戲曲研究熱潮的興起首先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有著直接的關系。究其實質，它是變革中的社會政治思潮的附庸，也是哲學領域里的變革潮流在學術領域的反映。
1896年，嚴復譯《天演論》傳播社會進化論思想，再有康有為“公羊三世說”的推波助瀾，在20世紀初大行于中國知識界。進化論主張順應“天演”規(guī)律，通過變法維新以確立新的社會發(fā)展觀的思想，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基礎。而新文化運動推翻舊傳統(tǒng)的一個重要手段是建立新的文學，以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為先聲，以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為代表，主張在形式上打破舊的規(guī)范，進行新的文學語言與文學體裁的改革；內容上強調文學走向大眾化，倡導“活的文學”、“人的文學”、“真的文學”①。但是，對于傳統(tǒng)的變革從來是復雜的。一方面，持文化保守主義立場的新儒家艱難地開掘傳統(tǒng)文化的現代價值，力圖使其返本開新，適應現代需要，以完成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現代轉型。另一方面，新文化運動破有余而立不足，對舊文化的簡單否定，實際帶有傳統(tǒng)文化思維方式中的全面反傳統(tǒng)的印記，一系列新思想觀念的提出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蘊為必要的基礎，使其倡導的新文化形態(tài)在中國社會無異是向壁虛構的蹈空之論。實際上，他們自身也在不斷地感受到傳統(tǒng)文化的巨大價值，并向傳統(tǒng)文化回歸。在這種復雜的思潮之中，舊的文化，包括古典文學沒有被消滅，在文化轉型時期成為批判性接受的對象，對它的認識與改造不乏發(fā)展利用的潛在意識，符合新文化運動的需要。實際上，當小說被視為更新政治、開啟民智的重要工具時，對古小說的研究也具有社會更新的意義，阿英就是這樣看待古小說研究風氣的形成的。在《關于〈中國小說史略〉》中，他提到1897年嚴復與夏惠卿為天津《國聞報》合撰的《本館附印小說緣啟》，第二年，梁啟超作《譯印政治小說序》，“以后就陸續(xù)出現了很多關于小說與社會關系的論著，和小說的研究如《小說叢話》、《小說小話》、《小說閑評》一類的短章�！笔聦嵣希斞傅摹吨袊≌f史略》就一直被認為是在小說研究領域實踐了進化論思想的著作。
在研究方法上，則與乾嘉學風及中國小說史研究的特殊性有關。王國維指出：“自我朝考證之學盛行，而讀小說者，亦以考證之眼讀之�！贝穗m就索隱派積弊而言，卻是古小說研究的基本原則，即傾向于文獻學——“版本”與“目錄”學——的方法與形態(tài)。因為古小說在歷史上始終是一種邊緣性文體，為正統(tǒng)所輕視，屬性曖昧，承傳流變的歷史也極為復雜，作品歸屬、著錄及版本問題多有待稽考梳理；同時古小說散佚嚴重，使輯佚工作既是手段，往往也是目的；而在創(chuàng)作傳統(tǒng)上，古小說、戲曲以講故事為突出特征，使大量作品與先前文學具有復雜的派生關系。凡此等等，都須借助文獻考據學，理清線索，以形成可靠的研究對象。鄭振鐸曾指出：“研究中國小說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討與‘內容’的考索。但在開始研究的時候，必須先打定了一種基礎，那便是關于小說本身的種種版本的與故事的變遷。不明白這種版本的與故事的變遷，對于小說之‘史’的及內容的`探討是有多少的不方便與不正確的�！边@“雖不就是‘學問’的本身，卻是弄‘學問’的門徑”。對故事變遷的研究，則是因“中國的小說，以講史為最多，即非講史，而所取的‘題材’往往是‘古已有之’的。在當代的日常生活里取材的實在是寥寥無幾。故研究其故事的來源和變遷，也和‘版本’‘目錄’之研究，有了同樣的重要性”②。這是那時古小說研究的主導思想，而唐代小說作為版本、目錄研究的重鎮(zhèn)，或作為故事變遷之源的地位，也已經相當明確了。
因此，唐代小說影響研究的性質與成果形態(tài)，具有突出的以事實考據為主，理論建構為輔的文獻學屬性。靜態(tài)研究注重揭示唐代小說與宋元明小說戲曲間的題材契合現象，以說明文學作品之間互相交錯、彼此依賴的事實；動態(tài)研究則注重描述一部作品在與其他作品的密切關系中發(fā)生的變遷。前者旨在鉤沉后來作品的本事，以求本溯源；后者則關注考察流變的痕跡。最終建立起以某前代文本——即祖本——為起點的一條條經異代輾轉、流變的作品鏈，從而反映唐代小說的文學史地位和影響。今天，我們已經認識到，這些作品鏈成為展示中國古代社會，以及各社會階段中的人們心靈歷史的獨特形態(tài)。在每一條作品鏈延伸與變遷的歷史中，都蘊藏著深廣的歷史文化內涵，缺少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對每部作品的闡釋都存在欠缺，正如鄭氏所云，這種工作“尤為導路之南針，照迷的明燈”�？梢哉f，唐代小說影響的文獻學研究以揭示唐代小說題材——本事——的因襲為核心，反映的是后世敘事文學對唐代小說故事的使用問題。
第一個階段的研究始于蔣瑞藻、錢靜方、柳東蟹③，其后則以胡適、鄭振鐸、孫楷第、葉德均、趙景深、錢南揚、傅惜華、胡士瑩、譚正璧等學者的成就最為突出，其成果有力顯示了唐代小說影響后世文學的基本事實、作品線索及其規(guī)模，構成唐代小說影響研究深厚的學術根基與學理依據。但是，這種求本溯源的努力，多少類似于清點文學的倉庫，使我們知道唐代小說所以杰出，卻令人困惑于后世文學的所以偉大。誠如陳平原所說，這種研究的負面效果“一是把小說史研究降為純粹的故事考辨，一是把作家創(chuàng)作降為簡單的故事匯編”。
對現象進行理論概括是稍后出現的，代表是魯迅及其《中國小說史略》。但具有典范意義的個案研究者，則應包括鄭振鐸。
《中國小說史略》的撰寫始于1920年，于1923、1924年分冊出版。據趙景深說，又于1930、1935年兩次增訂，1930年的那次也見于該書1930年的改版《題記》。從初版時間上說，該書上接前一階段的文獻學性質的唐代小說影響研究之后，亦符合學術史的規(guī)律。周作人曾概括《史略》的主旨為：“述周秦至清末小說蛻變之大概。”④正見是書已具備從“內容”之考索轉向“史”的探討的特點，而唐代小說影響研究的理論闡述也略具體系⑤，引領了此后數十年的文獻學研究，也是今日唐代小說影響研究的基本理論框架，其影響力與穩(wěn)定性之強令人驚嘆。
《史略》對唐代小說影響的理論概括主要有兩個方面，但應指出，這種概括也有不足。
一、《中國小說史略》明確指出唐傳奇對后世戲曲的影響問題。
《史略》一再提及唐代小說與后代戲曲創(chuàng)作的題材關系，這無疑是對前此近千年零散的小說傳播評論活動的薪火承傳。依阿英的說法則是：“（《史略》）在體例上最見特色的，是魯迅先生只注意于‘蛻化的跡象’，而尋其發(fā)展，在必要時亦敘其對前人的擬作。于一體例的興，也略述其根源、趨向，有時也說到發(fā)展的結果。”⑥書中一再提及某一具體文本的歷史繼承，以及一代文學創(chuàng)作風尚的形成與唐代小說的聯系。第八篇《唐之傳奇文》上說：“惟元明人多本其事作雜劇或傳奇，而影響遂及于曲�！�
他的另一種概括則是“唐人小說影響于曲為大”。故《史略》多處提及許多唐代小說與后來小說、戲曲題材的關系，例如其敘《鶯鶯傳》在戲曲創(chuàng)作中的輾轉之跡尤詳：
宋趙德麟已取其事作《商調蝶戀花》十闕（見《侯鯖錄》），金則有董解元《弦索西廂》，元則有王實甫《西廂記》、關漢卿《續(xù)西廂記》，明則有李日華《南西廂記》，陸采《南西廂記》等，其他曰《竟》曰《翻》曰《后》曰《續(xù)》者尤繁，至今尚或稱道其事。唐人傳奇留遺不少，而后來煊赫如是者，惟此篇及李朝威《柳毅傳》而已。
《唐宋傳奇集》的編纂也體現了上述觀點：“唐人傳奇，大為金元以來曲家所取資，耳目所及，亦舉一二�！雹咧弥T“綴之末簡，聊存舊聞”的《稗邊小綴》中。此卷主要記述了所收各篇傳奇題材淵源所自和輾轉演變的情況，于評介中參和己見。從研究性質與方法上說，這正是關于題材演變的小說戲曲考證，在《史略》中是用為論據，至《稗邊小綴》則已具古小說研究基本規(guī)范的獨立價值，且更見詳贍。順便指出，魯迅其實很有可能丟掉一開創(chuàng)地位，撰成于1913年1月的《宋元戲曲史》最有可能首先揭示這一問題。但正如董每戡先生所說：“過去一班談中國戲劇史的人，幾乎把戲劇史與詞曲史纏在一起了，他們所重視的是曲詞，即賢明如王氏，也間或不免�！雹唷端卧獞蚯贰氛摷霸~曲源流也重唐代，但未有一語言及內容，雖是體例所限，終成憾事。1926年吳梅的《中國戲曲概論》撰成，方在述及各代劇目題材所本時指出與唐代小說的關系，這已是《史略》出版以后的事了。由于《宋元戲曲史》的巨大影響，使戲曲研究的重心是曲學，對戲曲內容的研究卻主要成了治小說者的天地，這也是時代學風使然。
當魯迅正在感嘆“復念近數年中，能懇懇顧及唐宋傳奇者，當不多有”時⑨，汪辟疆的《唐人小說》（1929）繼之而起。該書在編撰思想與體例方面與魯迅的觀念與方法具有明確的聯系，他說：“唐人小說，元明人多取其本事，演為雜劇傳奇。本編亦將其劇名撰人，綜述于后。俾治唐稗者，得由此而進治元明劇曲；而治元明雜劇大曲者，亦可由此而追溯本事�！雹獾延^念通過體例提出，實已將其轉化為一種研究方法，并具系統(tǒng)性；而且將探討唐代小說與宋元明戲曲間對話關系的雙向價值表述得更透徹，前后文學因題材關聯而融為一體。該書附錄了一些相關資料，如《馮燕傳》所附《司空圖馮燕歌》、《曾布水調七遍》；《鶯鶯傳》所附《辨?zhèn)髌纡L鶯事》、《微之年譜》、《趙德麟商調蝶戀花詞》等，正是前述編纂思想的體現。使該書不但后出轉精，利用價值也很大，作為中國小說研究史的第一部斷代專題研究著作，它的出現，使《唐宋傳奇集》就基本上只具學術史價值了。
二、《中國小說史略》還提出唐代小說與宋以后文言、白話小說之間存在題材演變與風格影響的復雜關系。
《唐之傳奇文》上提到唐代小說對宋以后小說創(chuàng)作的影響，但他認為這種影響并不深入，后來小說的成就也極有限。在他看來，宋代文言小說創(chuàng)作主要延襲的是晚唐五代以來的志怪之風，“既平實而乏文彩”；而時代文化的特征與風尚的變遷又使傳奇創(chuàng)作“多托往事而避近聞，擬古且遠而不逮，更無獨創(chuàng)之可言矣”（《史略·宋之話本》）。至于原因，他指出，宋人雖去唐不遠，其實很難見到唐代小說的杰構。其中既有戰(zhàn)亂摧殘文化的因素，也與政治對文化的鉗制有關。成書于太平興國二年八月的《太平廣記》，收“野史傳記小說諸家成書五百卷，目錄十卷”，但“后以言者以為非后學所急，乃收版貯太清樓，故宋人反多未見”（《史略·宋之志怪及傳奇文》）。即宋人無所師法，以致于是。故魯迅評價說：“然其文平實簡率，既失六朝志怪之古質，復無唐人傳奇之纏綿，當宋之初，志怪又欲以‘可信’見長，而此道于是不復振也�！币虼�，宋代文言小說趨于志怪化，形成“偏重事狀，少所鋪敘”的特征，既是時代文化的產物，又是受文學傳統(tǒng)影響的結果。魯迅還認為，對唐人傳奇的模擬之風至明初勃興，與唐人傳奇復睹于明世的歷史密切相關，“故后來偶見其本，仿以為文，世人輒大聳肩，以為奇絕矣�！� 11 他又說：“然而后來流派，乃亦不昌，但有演述，或者摹擬而已�！保ā妒仿浴ぬ浦畟髌嫖摹罚┻@是他對明人繼承唐代小說特點的基本認識，如評價瞿佑《剪燈新話》說：“文題意境，并撫唐人，而文筆殊冗弱不相副，然以粉飾閨情，拈掇艷語，故特為時流所喜，仿效者紛起，至于禁斷，其風始衰�！保ā妒仿浴で逯當M晉唐小說及其支流》）大體合于對此期小說創(chuàng)作狀況的一般認識。
不過，魯迅對明代文言及短篇白話小說題材與唐代小說關系的估計明顯不足。事實上，明代文言小說通過改編舊事以成文的現象極為普遍，所謂模擬也只有好之者方能為之，而且藝術水準普遍較高。至于明代坊間以各種形式大量刊行唐代小說，或單行，或叢集，以及大量作品以唐代為故事背景等，也與此種風氣有關。使后人也慣以比附唐人小說的方式表達對某些作品的贊譽，清黃廷鑒跋楊儀《金姬傳》就說：“至其文字之華贍奇麗，實堪與《虬髯》、《紅線》等篇并傳矣�！倍谕ㄋ装自捫≌f，即魯迅所謂“明之擬宋市人小說”方面，其對《三言》、《二拍》與唐代小說的題材關系及其成就的估價更低。拋開風格模仿與直接使用題材外，明代小說在開拓唐代小說題材領域方面的成績不可忽視。因為真正體現明人特點的小說題材是所謂“大率為離合悲歡及發(fā)跡變泰之事”，即描摹世態(tài)、少言靈怪、雜因果報應為主的“世情書”，如《金瓶梅》、《玉嬌李》、《玉嬌梨》和《平山冷燕》等。其內容正如他說，“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風流綴其間，功名遇合為之主，始或乖違，終多如意”云云，而評價卻是“察其意旨，每有與唐人傳奇近似者，而又不相關，蓋緣所述人物，多為才人，故時代雖殊，事跡輒類，因而偶合，非必出于仿效矣”。其實才子佳人故事正是唐傳奇最為關注，并大量成文的題材類型，二者雖具差別，但究其實 質，仍是傳奇風韻的體現。在此，魯迅認可的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以其“用傳奇法”，故成就非凡，卻對居中的人情小說持另一眼光，謂其論不能持平，并非無據。但亦非無因，他可能指的是明代文言志怪小說，那則未免于殃及池魚之嘆了。不能因人情小說與志怪間的文體差別而定其有無唐傳奇藝術風格的影響，即如《聊齋志異》，亦有一書兼具二體之篤論在，對明代小說創(chuàng)作也應如是觀。
總括看來，魯迅把唐代小說影響后世小說、戲曲創(chuàng)作的現象置于中國小說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之中，納入其小說史理論體系，其歷史功績不容抹殺。但是，就前者而言，他與汪辟疆的工作在性質上，仍然屬于考證戲曲本事的文獻學研究，且限于體例，在此方面并未深入展開。后者亦因材料的缺乏，論述仍有不周。事實上，文學的影響問題指向文學的一個重要特性，即由文學創(chuàng)作所織就的，與其自身的長久對話關系。對這一現象的關注實質上就是對文學發(fā)展的主題的關注，就此而言，《史略》的理論概括尚有明顯不足。至于揣摩文學的推陳出新與求本溯源之間的互動關系，從而提出一種關于文學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互動理論，更是此時期不可能出現的研究傾向。
但是，以事實的論證與說明取代對影響問題的理論探索，以在小說史論著末尾綴以題材轉襲事實以為影響結論的作法，卻成為一種基本的研究模式。古小說研究的杰出代表鄭振鐸這樣結束他的《論唐代的短篇小說》一文：
這些短篇小說在后代發(fā)生了很大的影響。不僅有很多的小說家們模擬他們的作風，而且，他們成為許多戲曲家們吸取題材的淵藪�！鼈冊谥袊膶W里所占的地位，有些像希臘的神話和傳說。作為一個中國的文學家或藝術家，都得熟悉這些故事；研究中國文學的人也必須熟悉這些故事；否則，就很難了解許多的文學作品的題材來源與其演變之跡。 12
這是一種具有范式意義的研究樣板，涉及唐代小說成就的小說史著大都祖述其論，積極地搜求事實據以證成其說。小說史料學及目錄學者譚正璧的《唐代傳奇給予后代文學的影響》一文亦堪稱典型。該文初稿于1942年，1982年12月第三次補正定稿，四十年的時間跨度可證其認識與實踐的連續(xù)性和穩(wěn)定性。他說：“唐人傳奇有一為后代小說所少有的特點，就是題材多數為創(chuàng)作。而且取材的范圍也擴大，除神話由零星進步而為首尾俱備，‘嘉言’、‘懿行’也由片斷進步而為整篇的別傳外，在民間流行而為大眾所愛好的有關戀愛與豪俠故事的傳記，也被傳奇家開始取用。因此，它的內容非常豐裕，給與后代文學的影響也非常之大。”文章詳細考證了33篇單行的唐代小說代表作的題材在宋代以后敘事文學中移植因襲的情況，又開列了一份由傳奇集構成的書單，指出與單行作品相比，“后代取它們的題材來寫小說和戲劇，尤為我們所常見�！� 13 由此可以窺見唐代小說影響研究的典型形態(tài)。而有“今日研究中國小說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績的學者”之譽的孫楷第集四十年心血撰成的《小說旁證》一書，因在20xx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全書付梓，成為本事研究范式的百年界石。這些研究強化了一個面目渾括的認識：唐代小說是中國文學藝術家的基本文學素養(yǎng)，因襲行為是基于文學傳統(tǒng)與素養(yǎng)的慣性使然。但始自現象把握，歸于事實論證的方法在深入洞察這一復雜創(chuàng)作現象本質時顯出了局限。后來的研究雖漸趨詳贍，但理論視野仍如上述，則大致是20世紀唐代小說影響研究的基本狀況。
值得提及的驚鴻一瞥，是鄭振鐸作于1932年6月的《宋金元諸宮調考》，第十一節(jié)論及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與元稹《會真記》的關系 14 。該文在簡略回顧《會真記》的重寫史后，詳細比較了董氏“放大、更張”崔張故事的各種痕跡，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結論。他這樣盛贊《西廂記諸宮調》的價值：
這是一部“盛水不漏”的完美的敘事歌曲，需要異常偉大的天才與苦作以完成之的。我們只要看他：把不到二千余字的《會真記》，把不到十頁的《蝶戀花》鼓子詞，放大到那么弘偉的一部諸宮調，便可以想像得到，董氏的著作力的富健，誠是古今以來所少有的……自從有了此作，崔、張的故事，便永遠脫離了《會真記》，而攀附上董解元的此編的了……董解元的弘偉的想像，竟如朝暾的東升似的，把萬象都籠蓋在他的光亮之下。
極少有人如此熱情地贊頌一個有所依傍的作家與一部有所依傍的作品，并坦率地指出一部唐代小說名篇的光芒因此被掩蓋的事實。更有甚者，他指出了具體的重寫手法與所以如此的原因。他還為董作找出了一些重要的情節(jié)穿插，以及所依傍的其他唐代小說本事。但他不是為了簡單地作本事考證， 而是將現象放在文本中加以解釋，以闡明《西廂記諸宮調》的成功。這是在當時以致后來都是罕見的研究角度。他的《民間故事的巧合與轉變》、《韓湘子》等文也具有類似的傾向，只是相比起來稍為簡略而已。但這樣的先驅卻后繼乏人。
直到世紀之交，有些學者才開始研究小說題材的演變問題，并試圖對這一現象進行理論提升 15 ，但我們仍然能夠清楚地感受到傳統(tǒng)學術慣性對此努力的制約 16 。事實上，我們發(fā)現，小說本事研究的成果并沒有被充分利用，這是今日中國小說史研究難以突破的重要原因，而唐代小說影響研究的不足正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
本文對20世紀唐代小說影響研究歷程的回顧并不全面，但缺陷的優(yōu)勢在于突出地展示不足，從而更明晰地見到努力的方向。本文認為，這樣的一個理論思路——由于唐代小說諸因素在后世小說、戲曲中一再出現的事實，因而表現了唐代小說對后代文學的影響——有些失之簡單。因為人的認識與活動是造就歷史的根本原因，而勾勒與考察這種認識與活動形成并不斷付諸實踐的緣由與動機，當是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事實上，唐代文學，包括唐代小說之所以在中國文學史上成為長期垂范后世的經典，固然是源于自身強烈的原創(chuàng)藝術特質，但更重要的恐怕還在于由此產生的后世不斷的自覺追隨與回歸。因而我們不能把影響僅僅歸結為尋找事實來源與指出現象存在的問題，而應對現象所以存在進行必要的追問。在詩歌研究中，人們已經深刻地認識到這一問題，但在小說研究方面，這種意識還亟待加強。
我認為，完整的中國小說史應是關于中國小說的創(chuàng)作史及其重寫史的總和。它既應體現小說以自身形態(tài)存在的歷史，還應體現小說在重寫中存在與發(fā)展的歷史。但是，相對于前一方面的主流地位，后一方面的研究被長期懸置于“影響”的單向度線性思維模式中，熟練的近于僵化。擺脫這種思維模式的關鍵在于重新考量現象的實質。影響的達成并不僅僅關乎文學接受，而是以此為前提的一種文學創(chuàng)作行為的結果。
本文認為，文學影響寓于文學接受之中，影響與接受的互動構成文學的傳統(tǒng)，文學作品總是在和它自己的歷史進行對話。所以應當樹立一個觀念：文學之間的復雜關系產生于個人的獨特才能與他人（及前人）的啟發(fā)之間，而且啟發(fā)來自文本，并非僅是情感與心理的共鳴。同時應該從兩個層面考慮文學的接受問題，一方面是創(chuàng)作對文學的接受，一方面是閱讀對文學的接受。事實上，文學遺產對于后代文學的影響，首先產生于后代作家對前代優(yōu)秀作品的能動接受，又經具體的創(chuàng)作行為得以體現。即前后文學的關系實質不是單純的前代施予后代的所謂影響問題，而是后代向前代主動索取資源，進行創(chuàng)新的重寫問題。換言之，文學接受蘊含著創(chuàng)作契機，重寫既是一種以接受為前提的審美再創(chuàng)作行為，又借此實現對前代文學的傳播與批評。這一認識，就是筆者近年來研究古代小說的主導思想，以及所撰博士學位論文《唐代小說重寫研究》的總體觀念 17 。由此認識，可使唐代小說影響研究擺脫現有的困境，將之置換為“重寫研究”，從而被提升至文學創(chuàng)作“發(fā)生學研究”的層面，使之在一個更為廣闊的理論視域里得以深化與發(fā)展。
注釋
�、佟丢毿阄拇妗罚不杖嗣癯霭嫔�，1987，第95頁。
�、诳琢砭场吨袊≌f史料·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1—2頁。
③1911至1919年，蔣瑞藻在《東方雜志》連載《小說考證》系列文章。1919年又作《戲劇考證：小說考證附錄》，以及《小說考證續(xù)編》，均載于《東方雜志》第16卷。錢靜方以《小說叢考》為題發(fā)表了系列文章。1913與1915年，柳東蟹則在《小說月報》連載《中國小說叢考》系列文章。1926年，蔣、錢的單篇文字由商務印書館以《小說考證》、《小說叢考》為題結集出版。早期著作的價值不容高估，在小說戲曲概念，以及編纂體例與研究態(tài)度上，諸書受到嚴厲的指責，但這些著作一方面通過考證題材演變，以小說、戲曲互證，作為有明以來文學史發(fā)展的依據，后來的論者（包括魯迅）一直在使用這種方法，趙景深就自稱“我力氣用的最大的是同一題材的小說、戲曲的演變”（《中國小說叢考·序》）。1936年孔另境編《中國小說史料》時還收錄了蔣書。另一方面，它為研究者提供了反面借鑒。故從學術史的角度看來，蔣、錢、柳氏著作的引路價值不應忽視。
④見阿英《作為小說學者的魯迅先生》一文，據1936
年10月23日《時事新報》引�！墩f小說》，上海古 籍出版社，20xx，第98頁。
�、葜饕w現在第八篇《唐之傳奇文》上、第九篇《唐之傳奇文》下、第十篇《唐之傳奇集及雜俎》、第十一篇《宋之志怪及傳奇文》、第十二篇《宋之話本》、第二十一篇《明之擬宋市人小說及后來選本》、第二十二篇《清之擬晉唐小說及其支流》、第二十六篇《清之狹邪小說》等篇所構成。而《唐宋傳奇集》在體現唐代小說影響后世文學方面的思想方面與之是一致的。
⑥《作為小說學者的魯迅先生》，《說小說》，阿英，上海古籍出版社，20xx，第102頁。⑦⑨《唐宋傳奇集·序例》。⑧《中國戲劇簡史·前言》。⑩《唐人小說·序例》。
11《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擬晉唐小說及其支流》、《明初擬唐人傳奇文之勃興及禁斷》。12鄭振鐸《論唐代的短篇小說》，《說俗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xx，第54頁。
13《唐代傳奇給予后代文學的影響》，《話本與古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69—101頁。
14鄭振鐸《宋金元諸宮調考》，《中國文學研究》（下），人民文學出版社，20xx，第70—81頁。
15可參以下著作：劉勇強《歷史與文本的共生互動》，《文學遺產》，20xx（3）；杜貴晨《胡粉與繡鞋——一個故事情節(jié)演變的考察》，《傳統(tǒng)文化與古典小說》，河北大學出版社，20xx；胡元翎《李漁〈蜃中樓〉對“柳毅”故事的重寫》，《文學遺產》，20xx（2）；等等。
16程國賦《唐代小說嬗變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17包括筆者所撰《中國古代小說重寫情節(jié)型本事的三種基本模式》與《中國古代小說重寫結構型本事的四種基本模式》，以及博士學位論文《唐代小說重寫研究》，分別刊于《海南大學學報》，20xx（4）及20xx（4）；《重寫視角下的唐傳奇〈補江總白猿傳〉論》，《東方叢刊》，20xx（2）；《沉默的婦德與宗法家庭婚姻倫理》，《山西師范大學學報》，20xx（1）；重慶出版社，20xx，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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