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及宋元之際的詩人
蒙古人崛起后，經(jīng)過反復的戰(zhàn)爭，最終摧毀了南宋政權(quán)。
這一場巨變使一大批詩人的心靈受到強烈的震撼。民族之憂、身世之悲以及對歷史興亡的感慨，在他們詩中交織成一片悲愴的歌吟。其中文天祥、汪元量的詩尤為突出。
文天祥（12
第一文庫網(wǎng) 36—1283）字宋瑞，別號文山，廬陵（今江西吉安）人。二十歲中進士第一名，官至右丞相兼樞密使。蒙古大軍進逼臨安時，他出使談判，被無理扣押。后脫險南逃，組織義軍力圖恢復失地，再度因兵敗被俘，押到大都（今北京）囚禁四年。盡管忽必烈一再威脅利誘，他始終不屈，最后被殺。有《文山先生全集》。文天祥前期詩歌比較平庸，學了些江西詩派的技巧，常常搬弄典故，堆垛詞匯，寫些應酬唱和乃至贈相士、丹士、道士、詠相面、占卜、算卦的詩。但當他投身于抗元斗爭，并歷經(jīng)滄桑之后，詩風大有變化，不僅內(nèi)容變得充實豐富，情感變得深沉厚重，語言也沉著凝煉多了。他自言“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指南錄后序》），是為了“使來者讀之，悲予志焉”（同上），也是為了使“后之良史尚庶幾有考焉”（《集杜詩自序》）。這種以詩為史和以詩明志的態(tài)度，與江西詩派主要從語言技巧上效仿杜甫是大不相同的。實際上，由此更能夠接近杜詩蒼勁悲涼、沉郁頓挫的風格。但由于處境的不同，文天祥的詩寫得更直露急切、也更多一層絕望的悲憤。
在文天祥后期的詩篇中，反復表達了他對民族危亡的深沉的憂患，如“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時非”（《南安軍》），“故園水月應無恙，江上新松幾許長”（《蒼然亭》），“獨自登樓時拄頰，山川在眼淚浪浪”（《登樓》）等等。同時，文天祥曾在兩次被迫北行途中親眼目睹戰(zhàn)火之后留下的種種慘象，他為此寫下了不少紀實的作品，如“累累死人家，死向鋒鏑中”（《淮安軍》），“煙火無一家，荒草青漫漫”（《發(fā)淮安》），“煙橫古道人行少，月墮荒村鬼哭哀”（《越王臺》），這些詩有力地控訴了蒙古軍隊的暴行，凝聚著民眾的苦難和詩人的血淚。
文天祥在從事復國事業(yè)的過程中，是清楚地看到南宋的覆亡無可逆轉(zhuǎn)這一嚴酷事實的；甚至，他也并不反對自己的親人出仕元朝，而認為這在道義上也是各有所�、佟５瑫r他仍然堅持自己的人生選擇，以“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態(tài)度完成自己的歷史責任，寧死不肯屈降。這種精神在今天看來，仍然可以理解為是人性的一種高貴氣質(zhì)的表現(xiàn)。在文天祥的詩中，反復表露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凜然氣節(jié)，如著名的《正氣歌》，以一系列歷史人物的事跡贊譽這種“正氣”的浩然博大，表明自己要以此“正氣”抵御獄中種種邪氣的侵襲，保持人格的完整。而《過零丁洋》和《金陵驛》二詩，更以它結(jié)合個人身世之悲與國家危亡之悲的抒情藝術(shù)給人以至深的感動：
①如他贈二弟文璧（璧仕宋而降元）的《聞季萬至》詩，以“三仁生死各有意”指他們兄弟的不同選擇，又其《獄中家書》也說這是“惟忠惟孝，各行其志”。
辛苦遭逢起一經(jīng)，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炭譃╊^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過零丁洋》）
草合離宮轉(zhuǎn)夕暉，孤云飄泊復何依。山河風景元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卻江南路，化作啼鵑帶血歸。（《金陵驛》）
這兩首詩中，交織著悲愴、哀婉、激奮、絕望等種種復雜的'心情，它以詩中所表現(xiàn)的詩人情感的真實性和詩人人格力量的崇高，成為中國詩史上的優(yōu)秀篇章。
汪元量，字大有，錢塘（今浙江杭州）人。他是供奉內(nèi)廷的琴師，元滅宋后，跟隨被擄的三宮去北方，后來當了道士，自號水云，又南歸錢塘，不知所終。汪元量的特殊經(jīng)歷，使他對由于國家的覆亡所帶來的恥辱有他人所不及的痛切感受，所以他的詩中有不少感慨深沉的作品。尤其是《醉歌》十首、《越州歌》二十首、《湖州歌》九十八首，用七絕聯(lián)章的形式，每一首寫一事，組合成相互銜接的流動畫面，分別紀述了南宋皇室投降的情形、元兵蹂躪江南的慘狀，和他北上途中所見所聞，廣泛地反映了南宋亡國前后的歷史，因此有“宋亡之詩史”之稱。
汪元量的詩受江湖詩人的影響，不常用典，不多議論，每每以樸素的語言白描敘事，卻讓人感受到強烈的悲慟。如《醉歌》中“亂點連聲殺六更，熒熒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寫歸降表，臣妾僉名謝道清”一首，據(jù)實直書謝太后屈辱地簽署降書一事，既包含憤慨，也包含著悲憫；《湖州歌》中“謝了天恩出內(nèi)門，駕前喝道上將軍。白旄黃鉞分行立，一點猩紅似幼君”一首，寫年僅六歲、卻是國家的象征的帝昺作為俘虜離開內(nèi)宮時的情形，字面極其平淡，而內(nèi)心的傷痛卻無比沉重；《湖州歌》中另一首，“太湖風卷浪頭高，錦舵搖搖坐不牢�？恐翊按箖赡浚^船尾爛弓刀”，寫被擄的宮女面對元兵的亮閃閃的弓刀嚇得不敢睜開眼睛，也是表面上著力不多，實際凝聚了作者內(nèi)心深處的血淚。在汪元量的其他詩作中，則有不少的以登臨眺遠、懷古傷今的方式抒寫心中的悲憤，如七律《石頭城》、《金陵》等，其中《彭州》一詩是他北上途中路經(jīng)彭州（今江蘇徐州）時所寫：
我到彭州酒一觴，遺儒相與話凄涼。渡江九廟歸塵土，出塞三宮坐雪霜。歧路茫茫空望眼，興亡滾滾入愁腸。此行歷盡艱難處，明月繁華是錦鄉(xiāng)。
已經(jīng)成為“遺儒”的文人們持酒相對于淪陷之地，感懷歷史的興亡，悲嘆眼前的渺茫路程，詩中那種滄桑感和亡國之痛，沒有親身經(jīng)歷這一切的人是難以感受到的。
在宋元之際，有一大批遺民詩人在寫興亡的感嘆，如謝枋得、謝翱、鄭思肖、林景熙、蕭立之、文及翁等。他們或是寫沉痛的故國之思，如謝翱《秋夜詞》：“愁生山外山，恨殺樹邊樹。隔斷秋月明，不使共一處�！被蚴菍懕瘧嵉拿褡逯椋缌志拔酢蹲x文山集》：“書生倚劍歌激烈，萬壑松聲助幽咽。世間淚灑兒女別，大丈夫心一寸鐵�！被蚴鞘惆l(fā)自己堅貞不屈的意志，如謝枋得《武夷山中》：“十年無夢得還家，獨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幾生修得到梅花？”或是表現(xiàn)失卻故國的悵恨情思，如蕭立之《茶陵道中》：“山深迷落日，一徑窅無涯。老屋茅生菌，饑年竹有花。西來無道路，南去亦塵沙。獨立蒼茫外，吾生何處家�！边@些詩篇或悲憤或愁苦，都充滿了沉郁蒼涼的氣氛，從而改變了南宋后期詩歌纖弱秀婉的風氣。因為時代的巨變，使許多文人無法再沉浸在恬淡閑適的人生情趣中，也無暇在追蹤古人的風格技巧和雕琢字面中悠然吟唱，于是，以自然樸素的語言抒寫自然涌發(fā)的“哀”與“憤”的情感，成為宋元之際遺民詩的基本特點。
他們?yōu)樗未膶W寫下了悲切而又高亢的最后一個音符。
摘自《中國文學史》 章培恒、駱玉明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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