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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魯大學終身教授陳志武:正視我們的不幸福
記者尼克、陳海,他的思考已經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有些年輕人甚至有了這樣的習慣,當他們面對現(xiàn)象困惑不解時,會打開陳志武的博客,或者在搜索這位思想導師的言論,看看他是怎么說的。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耶魯大學終身教授陳志武:正視我們的不幸福,歡迎大家分享。
陳志武,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1983年獲中南礦冶大學理學學士學位,1986年獲國防科技大學碩士學位, 1990年獲美國耶魯大學金融學博士學位。金融學和金融資產定價領域最具創(chuàng)造力和最活躍的學者之一,頂級經濟學和金融學雜志撰稿人,多次獲得美國重大學術獎項。
上個月,旅行中的耶魯大學終身教授,溫和理性的陳志武,發(fā)了一次火。內蒙古呼和浩特飯店門口,他和愛人、兩個女兒的座車剛剛停下,車后響起持續(xù)的警笛和高音喇叭,讓開、讓開。他以為是飯店著了火,或者是什么特別追捕行動。等他們讓道下車后才發(fā)現(xiàn),什么都沒發(fā)生,警車需要一個更好的?寇囄,僅此而已。
陳教授壓制住怒火,掏出隨身相機,拍了車牌號,找他們的頭頭去了──憑什么呀。頭頭的回答很直接:不憑什么,這是中國!教授更火了,無法接受這理直氣壯的羞辱,一定要為這別人習以為常、渾然不覺的侵犯論個理,最后差點打起來。
陳志武1962年出生于湖南茶陵的一個小山村,父母沒什么文化,家中兄弟6個,他排行第5。后來,六兄弟中,離家最遠的,到了湘潭,還有兩個在茶陵縣城,四哥和弟弟仍在老家務農。漂洋過海的老五,成了耶魯的正教授。
1979年,陳志武考取中南礦冶大學計算機系。第一次到了長沙,世界算是打開了。但他隨即發(fā)現(xiàn)了差別。他的同學,已經開始侃政治、侃文化,甚至已經有了口頭上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了,而他除了正規(guī)的教科書外,沒有任何課外書刊,借不到,也沒錢買。
宿舍同學的父親,是中科院長沙某研究所的翻譯,陳志武從他那兒借到了《中國日報》!吨袊請蟆8個版,他每天至少看完6個版。有了這段經歷,他和英文之間便是直接、緊密的了,不再被中文擋在中間。還聽美國之音。大學畢業(yè)時,英文閱讀和聽力都已經沒有問題。
研究生二年級,與崔之元合作在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主辦的《政治學研究》上發(fā)了兩篇文章,其中之一,談的是民主政治理論,從數理上分析民主的規(guī)則與設計,根據的則是經濟學大師阿羅的理論。不是說民主要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嗎,他們便試圖從數理上看清楚這基本的要求到底是什么。還和崔之元翻譯了阿羅的《社會選擇和個人價值》,列入“走向未來”叢書。
這時候,他才發(fā)現(xiàn)他學的“系統(tǒng)工程”專業(yè)其實挺空的,無非是工科上的輸入量、輸出量,還有它們之間的函數關系。工科有那么多人研究,卻沒有多少人研究政治制度,他覺得這種失衡是危險的。他的好奇和疑問卻是典型的工科式的:為什么同樣的呱呱墜地,在不同的制度中,就會有不同的人生輸出呢?什么是決定人生精彩與否的最重要變量?
他也開始理性思考自己身上時常的憤怒!皯嵟敲舾性诖值Z現(xiàn)實前的正當防衛(wèi)”,但“僅有憤怒是不夠的”,要先搞清楚,這個粗礪的現(xiàn)實到底是怎么樣的,為什么是這樣的。他希望自己看問題時能“擊中要害”。1986年初,拿到碩士學位后,他不想再學工科了,但是學校不讓他走,要他留校任教,分配到政治教研室。他是進入政治教研室的第一個工科生。半年后,申請留學。
陳志武并沒有參加托;騁RE考試,因為考試需要美元,而當時外匯管制嚴,他一美元都搞不到。沒辦法,直接給耶魯負責招生的教授寫信,說明緣由。他很幸運地被錄取了,而且有獎學金。按當時政策,一有工作,二有獎學金,算自費公派出國,國家只允許換取80美元外匯。1986年8月,身揣70美元的陳志武,從北京坐上了去往美國的飛機。在中轉站上海的休息廳里,認識了一位回耶魯的同學,他有個朋友開車到機場接他,這趟順風車為陳志武節(jié)省了40多美元。
4年后,博士畢業(yè),先在威斯康星大學工作5年,又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工作4年,1999年回到耶魯大學管理學院。超脫、富足的中產學者生活開始了。他的研究方向是“股票定價、期權定價模型和套期保值”,學術成果發(fā)表在《美國經濟評論》、《金融學期刊》、《金融研究評論》等世界頂尖經濟學和金融學期刊上。他已經在美國生活13年,用中文寫文章有點困難了,也沒有什么跡象表明,他要從高深的象牙塔里走出來,掉過頭來研究中國的制度變遷和現(xiàn)實問題。
但關注還是一如既往。1990年代初,經常讀到的國內出版物,是《人民日報》海外版,免費派發(fā)給留學生的。一段時間后,痛苦地發(fā)現(xiàn),國內討論問題的角度讓他很難理解。上個月,從內蒙回到耶魯后,最深的感觸,是“中國其實還是在世界主流之外”。在內蒙牧民家里,他聽到了祖輩流傳下來的成吉思汗的故事,和他在教科書、成吉思汗王陵碑文上看到的不一樣,這隨意組裝、拼接的歷史又讓他憤怒了。
又和耶魯的同事辯論開了。同事的觀點,“專制帶來效率”,讓他氣不打一處來,“有個善良、沒有私心的君主當然是好的,他不需要花費時間考慮國會的意見、老百姓的立場,不需要照顧方方面面的不同看法,效率肯定高得多,但這么長的人類歷史,并沒有出現(xiàn)過一位這樣的君主,你還在指望他的出現(xiàn)嗎?”
總之,2001年開始,這位永不知足的學者,已經成了一名堅定的“厚臉皮的思想推銷員”了,非議和辱罵已經不能讓他停下來。從證券市場,到財富創(chuàng)造,“什么妨礙我們創(chuàng)業(yè)”、“財富是怎樣產生的”、“過時的‘地大物博’財富觀”、“‘新重農主義’大可不必”,無所不談。他一踏進公共領域,便引來圍觀。他的思考已經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有些年輕人甚至有了這樣的習慣,當他們面對現(xiàn)象困惑不解時,會打開陳志武的博客,或者在百度搜索這位思想導師的言論,看看他是怎么說的。
確切地說,5年前,他已經轉入自己的第二職業(yè),那個在象牙塔里搭建模型、建構理論的陳志武已經隱退了。這讓他又能每天都有新認識、新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再讓他去做純學術的金融研究、發(fā)表純學術的金融學文章,雖然很容易,但已經缺少了沖動和興趣。他的幸福感,已經多半來自自己思想契合中國現(xiàn)實的深與淺了,F(xiàn)在,這位整個青春期都在搖晃的中國長大的中年學者的最大擔心,是現(xiàn)實中國缺少對社會情緒的消化能力。
陳志武的情緒極少寫到他的文章里,這是長時間閱讀歷史和理性思考得來的習慣,他把尖銳、沉穩(wěn)的思想,理性、從容地寫在他的文章里,駁斥自以為是的“真理”。臉上卻總是笑瞇瞇,平和、不動聲色。他已經在美國生活了20年,“再過4年,在美國的生活時間就和中國的一樣長了”。每年,他都要帶他的愛人、女兒在中國旅游一次,隔年,帶他們回一次老家,他的老母親還生活在湖南茶陵鄉(xiāng)下。
還鄉(xiāng)之旅最溫馨、最苦澀的,是13歲和11歲的兩個女兒圍著老母親說個不停,這兩個個體意識極強的美國公民會和他年邁的老母親說些什么呢?這些時候,這個中年學者總是安安靜靜地站在旁邊,總在擔心,他們身邊的一些人還在“自我陶醉、自圓其說”之中。國內能提出真命題、在歷史里找真素材的學者,太少了。
人物周刊:作為一個經濟學者,您在中國歷史里有些什么重要發(fā)現(xiàn)?
陳志武:我對萬歷十五年某月某日發(fā)生了什么不感興趣。我不喜歡攀爬史料之山。我的分析方式是經濟學和金融學,史料便是在這一視角下為我所用。要有的放矢,讓歷史回答我們自己的問題。不論史料證明了還是證偽了我的觀點,都是讓人欣喜的,一個學者能體驗到的最大的幸福莫過于此。國內能提出真命題、在歷史里找真素材的學者,真是太少了。
我反感的一個說法是:中國儒家文化維系了幾千年,它該有強大的生命力,它該有多強的戰(zhàn)勝各種挑戰(zhàn)的能力。這個看法是荒唐的、蒙昧的。持這種看法的人不理解兩百多年前開始的工業(yè)革命,和四五百年前開始的跨洲、跨地區(qū)貿易,對人類社會的結構、制度和人際關系帶來的根本性的沖擊。
人物周刊:您認為從四書五經里我們能學到什么?
陳志武:儒學研究者說,中國社會強調中庸,以和為貴,不聲張利潤,不主張暴力。如果他們稍微去了解一下社會現(xiàn)實,包括歷史的和當下的,就會發(fā)現(xiàn),現(xiàn)實中并沒有他們臆想的祥和、以和為貴。他們不做實地調查,不收集數據,不派發(fā)問卷,沒有向真實世界發(fā)問的傳統(tǒng),也喪失了向真實世界發(fā)問的能力。從四書五經里看到的中國,像是從《圣經》里看到的西方,不是真實世界。
不能忽視人的本性去虛構你的學術。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武打在中國大眾文化里分量非常重,小說、電影、電視、民間傳說里比比皆是。這大概能說明中國人的現(xiàn)實世界并沒有那么溫情脈脈吧。在中國人的印象里,美國人是非常暴力的,但實際上,暴力在他們的大眾文化中占有的比例非常小。
儒學研究者總是強調,人要怎么樣,人應該怎么樣,并武斷地認為真實世界里的人就應該是這樣的。這是可怕的推理。在明白人應該怎樣之前,是不是要先了解真實世界的人可能是怎樣的,他們受到什么樣的真實局限約束,局限約束下又有什么樣的行為選擇呢?通過了解“是什么樣的”,再調整那個一廂情愿的“應該是什么樣的”。當然,我也理解他們的美好愿望。
人物周刊:您和儒學學者的根本區(qū)別是什么?
陳志武:我把他們稱為傳統(tǒng)的學者,坐在社科院或者北大的辦公室里,看看報紙喝喝茶,說儒學要變成顯學、儒教要變成國教。他們的學問是許愿式的學問。做學問不是參加朋友的生日Party,誰許下的愿望最美,誰的學問就最高。中國文化對真理的熱情不如西方人。19世紀末期甲午戰(zhàn)爭失敗后,中國人開始反思自己的學術傳統(tǒng),發(fā)現(xiàn)我們既沒有實證傳統(tǒng),也沒有邏輯傳統(tǒng)。中國的學術傳統(tǒng)和中國的現(xiàn)實社會脫節(jié)得太厲害了。
文化不是自上而下、憑空而來的。舉例說,在中國傳統(tǒng)鄉(xiāng)土社會,沒有股票,沒有醫(yī)療保險和失業(yè)保險,也沒有退休金和住房按揭貸款,他們是怎么去規(guī)避未來風險、安排不同年齡時的生活需要的呢?他們靠的是后代,靠的是家族、宗族;蛘哒f,后代就是他們的股票、退休金、保險和信貸,后代是這些金融證券的具體替代。后代作為父母養(yǎng)老金、保險金、信貸的替身,是隱形的金融合約,它們的執(zhí)行機制不是靠法官、檢察院、警察,也不靠縣太爺,而是靠文化。就是說,社會與家庭文化的內容必須作相應的發(fā)展,來保證這些隱形金融合約的執(zhí)行。
人物周刊:如何理解你說的“從金融角度看,一個典型的中國人的一輩子是不幸福的”?
陳志武:小時候必須無條件地聽父母親的話;年輕時最能花錢卻沒錢花;等到真正有錢的中年,又四世同堂,要負擔父母、孩子的生活;老了以后也是很不幸的,如果有兩三個孩子,在贍養(yǎng)父母上,可能會互相推諉。做父母的,可能會想:我怎么還不死?我怎么要靠他們的施舍來生存呢?覺得自己是累贅,是負擔,更不幸福。我不是說所有的中國人、所有的中國家庭都不幸福,而是說,要有勇氣正視并非小面積的不幸福,然后再探究不幸福的原因何在。也不是說不鼓勵孝敬,孝敬應該是一種自愿的選擇,是一種美德,但不應該是老年人的惟一養(yǎng)老途徑。
一個有意思的對比:在很多美國家庭里,父母和孩子往往是一個平等交流的關系,是一種以感情交流為主線的關系。因為,美國的父母親自己已經有了很多的經濟保障,他們不需要把孩子看作他們未來的保障,他們已經通過金融產品的組合安排好了自己未來的方方面面,沒必要把孩子培養(yǎng)得對自己言聽計從。中國的一些傳統(tǒng)家庭觀念,是由于金融市場發(fā)展的不完善而逼出來的。
當初倡導和今天繼續(xù)研究、推進新文化運動的學者,一直沒有意識到,沒有外部發(fā)達的保險、證券、借貸這些金融品種,他們再大聲呼吁打倒“孔家店”,尋求國人個性,保障國人權利,結果也是難以實現(xiàn)的。道理很簡單,沒有了“孔家店”維系的那些隱形的金融合約,他們的未來怎么辦呢?他們如何規(guī)避未來的風險呢?之所以那么多的傳統(tǒng)社會都推崇集體主義文化,是沒得選擇之舉。
只有推崇集體主義文化讓每個人都忘了自我,才能讓那些人格化了的隱形金融合約有得以實現(xiàn)的基礎。發(fā)展發(fā)達的金融品種,可能是打倒“孔家店”的更好途徑。我想強調的是,文化不是你想提倡什么、你要倡導什么,而是要搞清楚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文化,而不是那樣的文化。
人物周刊:為什么偽善是普遍的?
陳志武:如果把學術世界里的中國和現(xiàn)實世界的中國做個比較,我們會發(fā)現(xiàn)哪個更離譜,哪個更偽善。從時間上看,學術的虛偽造成了現(xiàn)實中國的虛偽,最后沒有人站出來捅破它,告訴人們真正的虛偽何在。大眾識別能力的不足實際上也和此有關系。
我絕對反對,國內有些學者,以研究受到某個領導的贊成、批示為最高學術成就。參加學術活動時,在大屏幕上打出某某領導做了何批示,真是好笑。都是好消息,都是好現(xiàn)象,都是樂觀的、積極的、向上的。這是對當下、對未來可笑的虛榮感。不愿意承認事實、面對問題。不愿意告訴大家到底出了什么事,為什么會出這樣的事,下次如何避免出這樣的事。引用一句話,誰愿意生活在小康的豬圈里呢?
人物周刊:國有大企業(yè)上市是否是合格的創(chuàng)業(yè)故事?
陳志武:本來,這些大公司的上市應該給我們帶來許多傳奇式的個人創(chuàng)業(yè)故事、個人或團隊的創(chuàng)新精神,帶來一個個活生生的財富故事,然后通過媒體激發(fā)整個中國的創(chuàng)新激情和創(chuàng)業(yè)文化。但是,中行、工行、中石化的上市不會帶來這些。相比之下,盛大、分眾傳媒、百度等這些私人起家的上市企業(yè),不只是一些成功的非人格化的公司法人,而且是代表中國未來的真實個人。
當國內股市主要針對國有企業(yè)開放時,中石化、中行、工行上市當然也轟動,但背后沒有一個活生生的創(chuàng)業(yè)故事,不會帶動任何創(chuàng)業(yè)精神、或是創(chuàng)新精神。有意思的是,中國股市產生的不是像分眾傳媒、百度這樣的民營財富故事,更多是靠坐莊致富的故事。
人物周刊:西部那些上不起學的孩子,他們的希望何在?他們如何從改革中受益?
陳志武:上個禮拜,我去了內蒙,跟草原上的一些孩子聊天。他們沒受什么教育,他們所追求的,和他們的父輩、祖父輩沒有任何區(qū)別,他們的目標,不是今天到北京,明天去海外,而是今天能吃飽,明天還能吃飽。這些循環(huán)的、周期化的悲劇,一代又一代。他們的出路在哪里?我的兩個小孩,在美國,一個禮拜看兩三本書,一年大概看100本。可以預期,他們和內蒙草原上的那些小孩有完全兩樣的未來。為什么有這樣的不平等?
在人類文明史上,哪個國家是靠政府管制做起來的?幾乎沒有。政府管制和不受制約的行政權力,是貧富差距惡化的根本原因。舉例說,國家銀行、總部設在北京的各種商業(yè)銀行、發(fā)改委,把老百姓的存款從各地集中到北京,再集中調配。就像我們看到的,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發(fā)展得前所未有地好,但在更多的農村,農民辛辛苦苦節(jié)省下來的金融存款,卻不能用于本地的經濟發(fā)展,而是相當程度地被調配到那些大城市。長遠地看,每個中國人都能從民營經濟發(fā)展中受益。
人物周刊:當下中國的危機何在?
陳志武:我們的教科書,和二三十年前相比,基本上沒有變化。我們腦袋里分析問題的框架,還是政治經濟學里的勞動價值、剝削這些理論。最后發(fā)現(xiàn),用這些理論分析出來的結論和實際看到的完全兩回事。我的看法是,如果教科書不從根本上改變,危險便是中國社會的常態(tài)。我們要勇于承認,我們經常被教科書上的那些錯誤分析框架、錯誤理論蒙蔽了。
在美國生活20年,越來越發(fā)現(xiàn),人的本質都是一樣的,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訴求,都受到利益的驅動。說東方人和西方人本質上不一樣是不負責的。美國人也不喜歡什么事都到法院里去,但他們知道這是沒辦法的。我們不能以“國情”為借口來拒絕其他國家的經驗和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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