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生活教育對抗功利教育

我用生活教育對抗功利教育□　蔡興蓉  他行走在體制之外，執(zhí)著于自己的理想教育。他一直在呼吁：“長期以來，我們的教師在學生成長的每個學段都施下了大量的急功近利的化肥，造成了多么嚴重的土壤板結��！讓課外書籍登堂入室并與課本等量齊觀，我以為是改良土壤的第一要務�！�  如今，作為一名“家教”老師，他始終在堅守和踐行自己的理想。在他看來，“家教”老師既是社會的活性因素，又是家庭的“編外人員”，還是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中間環(huán)節(jié)。它不是素質教育，也不是應試教育，它只能是教育本身，是生活本身。  一位深受學生喜歡的老師為什么要從公辦學校出走，選擇可以自由行走的“家教”老師。讓我們細細品讀這位“另類教師”的自白。    收到朋友轉來的一篇文章，標題是《蔡老師，您的天地有多大》。在她看來，我這樣一個“優(yōu)秀的、多才多藝的老師”，一個“自覺地承擔起社會責任的知識分子”，不應該做家教，而應該“價值最大化”，簡言之，就是“到學校去”，“到班級去”，如此這般，才能“春風化雨，廣施甘露”。她還說，現在我國有不少高瞻遠矚的校長，“人才盡為其所用”，而我只有到了這樣的學校，才能“花兒遇到了春天，沒有不開的理由”。  說得真有意思。  我很感謝朋友的好意，只是她不知道，我如今早已鐵了心思：寧愿轉行，也決不重返后來的學校。再說了，我現在過得好好的，沒有必要再折騰——以我的性格和價值觀，到去別的地方勢必“折騰”。具體情況是這樣：我一本正經地堅持常識，在別人眼里卻是胡鬧，這不是很麻煩嗎？想當初，我在課堂里給學生放經典影片；春天來了，帶學生外出踏青，寫作；課外活動時間，在校園廣場上教學生下圍棋；自費買書，在教室里設立“圖書角”；有一次公開課，我還丟下講義，跑下樓去趕豬（因為樓下的豬叫個不停，卻沒有一個人去制止）……所有這一切，給我?guī)�來的只有綽號，諸如“癲師”、“另類”、“在大街上走貓步的人”等。鑒于我“屢教不改”，校長勸我改教政治，因為學生集體罷課，校長才只好作罷。另外，假如你問我，為什么我至今還是初級職稱，我愿意這樣回答：我只配初級職稱。有一回愛人瞞著我填好并呈交了晉職申請表，我得知后，立即以沖刺的速度搶回了申請表……“申請”，您瞧瞧這兩個字！  在好的體制和機制出現之前，人們寄希望于校長，就像封建時代寄希望于明君一樣，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雖說歷史上偶有“盛世”，但畢竟都是曇花一現，因為明君也不能改變社會的性質，何況校長不是君主——他上面還有人管著。  當然，我決沒有貶低意欲作為的校長的意思。恰恰相反，由于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人的作為永遠是一切歷史事件的中心和亮點，因此，我對朋友提到的那些在限制中求自由的校長，從來心懷敬意�？v然如此，我還是不愿意到他們領導的學校去，原因是：我相信，“大環(huán)境”下的寬松總是有限的，而我在市場中為自己爭取的自由空間，早已大到了體制內的人難以想象的程度。倘若我當初能預計到這種自由，我自己也會何等驚訝，何等慶幸啊。  首先是思想的自由。不用說，做家教老師比做學校老師忙多了，但因為忙得對路，忙得單純，所以我仍能抽出許多時間，躺在公園的草地上靜靜地閱讀，發(fā)呆，思考我未經思考的生活。而當初這類時間，多半是在開例會，政治學習，集體辦公，應付教案，教學評比……總之是忍受行政干擾的無窮折磨�，F在呢？我把那些干擾像抺蜘蛛網一樣輕輕抺開了，而一心一意想教育。在這過程中，我常常體會到真理的親切和思想的甘甜——你得承認，豁然開朗絕對是一種幸福！比如說，我問自己：讀書時是數學高材生，怎么現在就只記得勾股定理了呢？想來想去，我得出結論：因為那些知識不是學來的，而是教來的。省去了至關重要的“學而時習之”和“不憤不啟，不悱不發(fā)”的慢過程，隨著時光的流逝，教來的知識當然就是水過魚背，歸于無形了。又比如，我問自己：為什么這些年來一直堅持學習，堅持寫作，堅持進步，文章卻只有小溪的清淺和活躍，而沒有大海的深沉和氣勢呢？我很贊同朱永新先生的一句話：“一個人的閱讀史就是他的成長史”。從這個角度看，我寫不出好文章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由于我小時候沒有讀過為一生墊底的經典，在以后的學校生涯中，又一再錯過了博覽群書的良好時機，弄得如今人至中年，還得補讀許多青少年時期就應該爛熟于心的書籍。這是教育給我生命帶來的空白和缺憾。還比如，我問自己：一個理工科出身的人最終從事人文工作（教語文），是偶然還是必然？追根溯源，我的結論是必然。因為我在讀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有一回犯了錯誤，就按要求寫了檢討書。誰知老師看后，發(fā)現遣詞造句頗有文采，一高興，非但沒有批評我，而且將我大大地表揚了一番！這就是“伏筆”。我想真正的教育必然是有伏筆的教育，換言之，沒有伏筆的教育斷不是真正的教育。  諸如此類的思考有如螢火蟲，明滅閃爍，穿行于我整個的生活，而它們對我教學的影響，不用說是持續(xù)的，也是深邃的。  我認為迄今為止，我的人生最大的成功，乃是職業(yè)的成功。我能根據我自己的愛好、特長和教育觀來自由地設置課程。我的這種“量身打造”的課程，由文言、圍棋和博客寫作三部分構成。為了闡明我的意圖，我在《2012告全體弟子書》中這樣寫道：“我為什么不跟在學校教育的后面亦步亦趨，而以文言、寫作和圍棋為主要課程？這是基于兩個考慮。一是我喜歡。在我看來，一個教師的課程設置應該是他的知識結構決定的。教師教授自己的特長，本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但在公立學校卻很難做到。二是，我深悟這三個東西都是絕好的東西。文言文沉淀了幾千年，現代文才延續(xù)了幾十年，二者本不可同日而語。我愿意說，中國語文是中國文言文，而不是中國現代文。寫作——這里是指自由寫作，則是一種修行。我提倡博客寫作就是提倡自由寫作和人生修行。在這方面，有的同學做得好，有的同學做得不大好，大家可以自行對照。至于圍棋，行外人和行內人可能都會疑惑：一個語文老師為什么教起圍棋來？我只說兩句：第一句，本人是業(yè)余高段棋手，第二句，圍棋跟高考無關，卻跟人生有關——而高考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我感到非常自豪：在今日之中國，我竟然能用生活教育對抗功利教育，且能養(yǎng)活自己。我常對前來咨詢的家長說：“在我這兒學的都是無用的知識�！倍�不少家長很快接話說：“老師，無用才是大用�！边@一點可以說明：我們的部分學校教育不僅自閉于文化界、企業(yè)界和其他各界，還自閉于最關注孩子成長的各類家長！  想起來膽顫心驚：半生一直為“不可以做什么”所掣肘，現在才開始考慮和實施“可以做什么”。嗚呼！花不怒放，憑什么叫花？生命不展開，憑什么叫生命？  我特別相信法國哲人蒙田的一句話：“幸福是人生唯一的事業(yè)”�，F在我可以坦陳：我當初的離開，實際上是離開一種自上而下的控制型結構。在一級監(jiān)督一級，一級控制一級的政治生態(tài)中，位處最底層的教師，其尊嚴無從談起。常聽人無奈地調侃“世上就最浪漫的事，就是跟體制一起慢慢變老”，但我不愿意再等了。臨走的時候，有同事勸我，都這個歲數了，何必呢？我笑道，只是怕將來開追悼會的時候，悼詞過于單調。一言以蔽之，我離開體制是奔著幸福來的。是不是能得到幸福，我不知道。  身為一位教師，我如今無疑是行在幸福的路上。假如要我拿出幸福的證據，除了前面提及的兩個自由，我想我還得補充一句，就是過上了一種完整的生活。舉例言之：我的“教研會”，多是在咖啡廳里跟家長一起“開”的。在這種情形下，你連某個孩子一緊張就嗅袖子的習慣都了然于心，又何愁因材施教呢？  由此看來，所謂“完整的生活”，不只是一種民主概念、權利概念，也還是一種職業(yè)概念、效益概念了。簡言之，就是一個人有了免于奴役和恐懼的舒適心態(tài)，才有可能獨立思考和自由創(chuàng)造，也才能把事情愈做愈好。這種情況，在相對復雜的腦力勞動中顯得格外明顯。這是常識。然而我們的教育常常與這個常識背道而馳，還越馳越快，越馳越遠，以致我相信：只有堅持現在所走的路，才會有真正屬于我的天地。  鏈 接  蔡興蓉  出版專著：《我不能沉默》《走在孩子的后面》  人生哲學：生活是思想造成的  教育理念：每朵花都有盛開的理由  夢想：讓孩子他媽也喜歡讀書  最喜愛的書：帕烏斯托夫斯基《金薔薇》  2003年，湖北電視臺曾以“另類教師蔡興蓉”為題對他進行過專題報道。所為者何？迂也,怪也，犟也。  迂。一次邊讀書邊前往郵局，結果是把信投入了意見箱里；一次邊讀書邊煮中藥，直至滿屋糊味，才發(fā)現藥罐里沒有放水；一次邊構思邊刷牙，總不見泡沫，跟著一陣惡心，才明白錯把無色鞋油當了牙膏。應該說，正是這種年復一年心無旁騖的迂，造就了他深厚的文學和人文底蘊。  怪。知識結構決定了教學風格。課堂上,他愛稱學生“先生們，女士們”，私下里，學生卻親昵地稱他“老蔡”，“阿蔡”,“蔡蔡”，“蔡青蟲”（諧音）等；課堂上，他是語文老師，私下里，他又是圍棋教練（他是業(yè)余三段）——他的教具永遠比別人多一樣東西：大型磁性棋盤；而且他從不把課本當“霸書”，也不把教室當“教堂”。他有自己的“三百方針”，即要求學生（高中階段）在博覽群書的前提下，學一百首唐詩，一百首宋詞，一百篇文言短文，還常帶學生走進大自然。  犟。這就惹出很多紛爭。由于他的無視成規(guī)，有人說他是“在大街上走貓步的人”。但他我行我素，一犟到底,還以相關的思想寫出教育專著《我不能沉默》，讀之者莫不以為奇。其中的一些文章，如《我是怎樣成為另類的》，《遭遇荒誕》，《老師，您是知識分子嗎》等，在教育界一再產生熱烈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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