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

證明標準是我國刑事證據(jù)理論研究中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英美法系國家一般根據(jù)案件性質不同設置了多元的證明標準。多年來，我國的訴訟制度采用的是客觀真實模式下“一元制”的證明標準，即都要達到“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早在2002年，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實施，民事訴訟確立了新的證明標準，但與人性命攸關的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在建構上不但落后于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而且也沒能建立了完備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證明標準。筆者認為我們應借鑒兩大-法系國家的相關規(guī)定，對現(xiàn)行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進行重構。

[關鍵詞]：證明標準 證明模式 重構 體系

在刑事訴訟中，證明標準是貫穿整個刑事證明過程始終的一條主線。刑事訴訟主體收集證據(jù)，審查判斷證據(jù)進行實體處理活動均需圍繞著證明標準而展開。在證據(jù)制度中，證明標準是一個復雜的蘊含著豐富理論和實踐爭議的問題。在英美法系國家中，排除合理懷疑是刑事訴訟證明中的最高標準。在大陸法系國家中，一般采用的是“內心確信”的證明標準。雖然兩者在措辭上不盡相同，但一般認為，排除合理懷疑與內心確信其實是同一證明標準互為表里的兩種表述。隨著理論和實踐的發(fā)展，我國所采用的是客觀真實模式下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越來越顯示它的不合理性，越來越不能滿足實踐發(fā)展的需要。因此借鑒兩大-法系的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來探視我國訴訟的證明標準，不僅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而且還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一、證明標準的概念、意義

(一)證明標準的概念

證明標準又稱證明要求、證明任務，是指法律規(guī)定的承擔舉證責任的訴訟主體運用證據(jù)證明自己的主張或對案件實施的認定所達到的標準和程度。如果當事人提供的證據(jù)達到了證明標準，就意味著當事人履行了證明責任，相反如果當事人提供的證據(jù)未能達到證明標準，就意味著他沒有完成證明責任，它的主張就將不會成立。通說認為證明標準應具有以下兩個特征：(1)階段性，在不同的訴訟階段應采取不同的證明標準。(2)證明標準規(guī)定的舉證責任主體的不可移轉性。

(二)確定證明標準的意義

證明標準在訴訟過程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是訴訟證明活動的方向和準繩，指導著當事人和事實認定者實施正確的訴訟行為，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證明標準是當事人履行證明責任的燈塔，憑借證明標準的衡量，當事人知道何時可以暫停舉證，對方當事人也可以知道何時提供相反的證據(jù)進行反駁，何時可以停止舉證性的反駁，而等待負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繼續(xù)提供證據(jù)。

第二，證明標準是事實認定者決定具體事實能否認定的行為準則，根據(j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jù)，如果事實認定者認為這些證據(jù)對待證事實的證明達到了證明標準，則認定事實為真，反之，如果證明責任承擔者提供的證據(jù)未能滿足證明標準，則認定該事實為假。

二、證明標準的中外差異

(一)英美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

英美法系國家刑事訴訟中以可能性或確定性的不同程度來劃分刑事訴訟中的證據(jù)。如在美國證據(jù)法則或理論中分為九等。第一等是絕對的確定性，由于理論的限制，任何法律目的均不作此要求。第二等是排除合理懷疑，即為刑事案件作出定罪裁決所必需，也是訴訟方面的最高標準。第三等是清楚和有說服力的證據(jù)，適用于某些民事案件以及某些管轄法院對死刑案件中保釋請求的駁回。第四等是優(yōu)勢證據(jù)，適用于多數(shù)民事案件以及刑事訴訟中被告人的肯定性抗辯。第五等是可成立的理由，適用于簽發(fā)令狀、無證逮捕、搜查及拘留，控訴書和起訴書的發(fā)布，撤銷緩刑和假釋，以及對公民逮捕的執(zhí)行。第六等是有理由的相信，適用于“攔截和搜身”。第七等是有理由的懷疑，無罪釋放被告人的充足理由。第八等是懷疑，適用于偵查的開始。第九等是無線索，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為(1)。可見在英美刑事訴訟中，不同的訴訟階段包括偵查，起訴和審判，證明標準在可能性或確定性上呈遞進的態(tài)勢，對被告人作有罪要求達到最高的證明程度——排出合理懷疑。美國學者布萊克對排除合理懷疑作了進一步的界定，他認為排除合理懷疑是指全面的證實，完全的確信或相信一種道德上的確定性，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并不排除輕微可能的或者想象的懷疑，而是排除每一個合理的假設，除非這種假設已經有了根據(jù)。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是達到的確定性的證明，是符合陪審團的判斷和確信的證明，作為理性的人，陪審團成員在根據(jù)有關指控犯罪是由被告人實施的證明進行推理時，是如此確信，以致于不可能作出其他合理的結論。綜上可見，我們可得知排除合理的懷疑，是訴諸內心的道德化的高度確信，如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Cagev.Louisiana[498U.S.39,41(1990)]案中裁決一項對陪審團的指示過分強調了允許作無罪裁決的懷疑程序，該指示只允許在“嚴重地不確定”或“現(xiàn)實的實質性懷疑”的情況下作出無罪判決，而且把排除合理懷疑等同于“道德上能夠確定”。(2)

(二)大陸法系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

在大陸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中奉行自由心證原則，對于刑事證明標準未作類似英美法系的嚴格劃分。在一些大陸法系國家，將刑事訴訟中的待證事實分為實體法事實和程序法事實，并以此區(qū)分刑事訴訟中不同的證明標準。(3)實體法上的事實包括：犯罪事實和犯罪事實以外的事實;訴訟法的事實包括：作為訴訟條件的事實，作為訴訟行為要件的事實，證明證據(jù)能力和證明力的事實和其他訴訟法上的其他事實。對于實體法事實中作為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傾向于從重、加重被告人刑罰的事實，要進行嚴格證明，嚴格證明是指依據(jù)訴訟法規(guī)定的有力證明力的證據(jù)并經適當形式的證據(jù)調查程序得出的證明。其他的實體法事實則可進行自由證明。對于程序法事實只要進行自由證明，自由證明系指證明力不完全充足，調查程序不嚴格所得出的證明。

將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有關證明標準方面的內容進行比較，我們得出以下幾點：(1)英美的證明標準偏重于從階段上進行劃分。大陸法系在不同的訴訟階段有不同的證明標準的觀念并不十分明確。(2)從劃分證明標準的依據(jù)來看英美國家主要根據(jù)或確定性程度的不同來劃分。(3)無論是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在法庭審判階段，對于被告人證明均要求達到訴訟證明的最高程度。前者表述為“排除合理懷疑”，后者表述為“內心確信”。二者的表述雖然不同，但本質卻是一致的，也就是說要達到大陸法系國家所確定的內心確信。而且由于兩大-法系均采用客觀真實模式，實行自由心證的證據(jù)制度，因此，這種表述只是一個證明標準從兩個方面體現(xiàn)出來而已。

(三)我國的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了明確的證明標準，這就是《刑事訴訟法》第129條、第137條、第141條、第162條中多次規(guī)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也就是說，偵查機關對案件偵查終結移送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人民檢察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人民法院對于被告人作出的有罪判決，都必須做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所謂犯罪事實清楚，是指與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和情節(jié)，都必須查清。所謂證據(jù)確實、充分，是指對作出定案根據(jù)的證據(jù)質和量的總要求。證據(jù)確實，即每個證據(jù)都必須真實，具有證明力。證據(jù)充分，即證明必須達到一定的量，足以認定犯罪事實。根據(jù)法律規(guī)定和司法實踐經驗，犯罪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具體是指達到以下標準：(1)據(jù)以定案的每個證據(jù)都必須查證屬實。(2)每個證據(jù)和待查證的事實均有相應的證據(jù)加以證明。(3)所有證明在總體上已足以對所要證明的犯罪得出確定無疑的結論，并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

三、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缺陷

我國犯罪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的排他性證明可以說是“客觀真實”說的典型體現(xiàn)。這種客觀真模式有許多不合理的因素：

(一)客觀事實模式是對唯物主義的僵化理解。我國刑事證明標準追求絕對的真實，而事實上對于已經發(fā)生的事件，是不可能完全認識清楚的。因為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世界是可以認知，但這種認知是有條件的，是相對的，受主觀條件，主觀認識能力等諸多因素的制約。客觀真實本身是一個哲學范疇，是人類認識客觀事物的總目標。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此已做過深刻地揭示“人的思維是至上的，同時，又不是至上的，它認識能力是無限的，同時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歷史的終極目的來說，是至上的，無限的，按其個別實現(xiàn)和每次的實現(xiàn)來說，又不是至上的，無限的�！�(4)可見，客觀真實模式的缺憾就是過分樂觀地看待可知論，忽視了訴訟證明的具體及個案的特殊性。

(二)客觀事實模式還容易導致不良的法律后果，由于主客觀的原因，有些案件無法查明，因而形成疑案。由于要求在處理此類案件時做到“案件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所以在無法做到時，要么會出現(xiàn)久拖不決，超期羈押的現(xiàn)象，要么會通過刑訊逼供來實現(xiàn)。

(三)客觀真實模式與追求訴訟效率的原則不符，極易造成訴訟拖延�！鞍讣�事實清楚”是一個模糊性的規(guī)定，給具體實踐的把握帶來了不少困惑，與案件有關的事實繁多而龐雜，有的與定罪量刑有密切關聯(lián)，也有的對定罪量刑影響不大，如果一味要求案件事實清楚，對與案件有關的事實進行全面搜集、查明必然導致訴訟效率下降。

以上我們分析了客觀模式的弊端，但并不是對它是一概否定的，應該承認，客觀真實模式是理想的證明模式，他有利于實現(xiàn)對司法權的制約和對被告人人權的保障，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如果我們徹底地拋棄它，就是歷史的倒退，是對社會主義法制原則的背棄。然而，我們又必須認識到，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單一的客觀真實模式下的證明標準并不我國的國情，因此我們必須得重構。

四、關于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重構

筆者認為，要重構我國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得先選擇證明模式，這是構筑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前提。目前，世界各國關于證明標準的模式有三種，一是客觀真實模式，它是指司法機關所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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