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常談7
7．四方談異漢語有多少方言？
每一個離開過家鄉(xiāng)的人，每一個有外鄉(xiāng)人的市鎮(zhèn)或村莊的居民，都曾經(jīng)聽見過跟自己說的話不一樣的外鄉(xiāng)話。在象上海這樣的“五方雜處”的城市，差不多每個人都有機會跟說外鄉(xiāng)話的人打交道。比如有一家無錫人搬來上海住，他們家里說的是無錫話，他們家里請的保姆說的是浦東話，他們樓上住著一家常州人，說的是常州話，隔壁人家是廣東來的，說的是廣州話，弄堂口兒上“煙枝店嬸嬸”說的是寧波話。他們彼此交談的時候，多半用的是不純粹的上海話，也許有幾個老年人還是用他們的家鄉(xiāng)話，別人湊合著也能懂個八九成（除了那位廣東老奶奶的話）。他們在電影院里和收音機里聽慣了普通話，所以要是有說普通話的人來打聽什么事情，他們也能對付一氣。這些人家的孩子就跟大人們有點不同了，他們的普通話說得比大人好，他們的上海話更加地道，那些上過中學的還多少懂幾句外國話，在他們的生活里，家鄉(xiāng)話的用處越來越小了。──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全國人民至少是大城市居民的既矛盾而又統(tǒng)一的語言（口語）生活。
大家都知道漢語的方言很多，可究竟有多少呢？很難用一句話來回答�？茨阍鯓咏o方言下定義。如果只要口音有些不同，就算兩種方言，那就多得數(shù)不清，因為有時隔開十里二十里口音就不完全一樣。要是一定要語音系統(tǒng)有出入（甲地同音的字乙地不同音，而這種分合是成類的，不是個別的），才算不同的方言，大概會有好幾百，或者一二千。要是只抓住幾個重要特點的異同，不管其他差別，那就可能只有十種八種�，F(xiàn)在一般說漢語有八種方言就是用的這個標準。這八種方言是：北方話（從前叫做“官話”）、吳語、湘語、贛語、粵語、客家話、閩南話、閩北話。①實際上這北方話等等只是類名，是抽象的東西。說“這個人說的是北方話”，意思是他說的是一種北方話，例如天津人和漢口人都是說的北方話，可是是兩種北方話。只有天津話、漢口話、無錫話、廣州話這些才是具體的、獨一無二的東西：只有一種天津話，沒有兩種天津話。寧可把“方言”的名稱保留給這些個“話”──剛才說了，漢語里大概有好幾百或者一二千，──把北方話等等叫做方言區(qū)。一個方言區(qū)之內(nèi)還可以再分幾個支派，或者叫做方言群，比如北方話就可以分華北（包括東北）、西北、西南、江淮四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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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這些名稱有的用“話”，有的用“語”。有些學者嫌這樣參差不好，主張一律稱為方言：北方方言、吳方言等等。能夠這樣當然很好，不過舊習慣一時還改不過來。
方言語匯的差別
方言的差別最引人注意的是語音，劃分方言也是主要依據(jù)語音。這不等于不管語匯上和語法上的差別。事實上凡是語音的差別比較大的，語匯的差別也比較大。至于語法，在所有漢語方言之間差別都不大，如果把虛詞算在語匯一邊的話。
現(xiàn)在引一段蘇州話做個例子來看看。①
俚走出弄堂門口，叫啥道天浪向落起雨來哉。
他走出胡同口兒，誰知道天上下起雨來了。
啊呀，格爿天末實頭討厭，吃中飯格辰光，
阿呀，這種天么實在討厭，吃午飯的時候，
還是蠻蠻好格 ，那?K會得落雨格介？
還是很好很好的呀，怎么會下雨的呀？
又弗是黃梅天，現(xiàn)在是年夜快哉呀！
又不是黃梅天，現(xiàn)在是快過年啦！
這里可以看出，蘇州話和普通話在語匯上是很有些差別的�？墒钦Z法呢？拋開虛詞，這里只有兩點可說，蘇州話的“蠻”相當于普通話的“很”，可是蘇州話可以說“蠻蠻”（加強），普通話不能說“很很”；蘇州話說“年夜快”，普通話說“快過年”，語序不同。當然不是說蘇州話和普通話在語法上的差別就這一點兒，可是總的說來沒有什么了不起。語匯方面有兩處需要說明：一，不是任何“口兒”蘇州話都叫“門口”，這里寫的是上海的事情，上海的里弄口兒上都有一道門，所以說“弄堂門口”。二，不是所有的“這種”蘇州話都說“格 ”，只有意思是“這么一種”并且?guī)в胁灰詾槿坏目跉獾摹斑@種”才說成“格 ”。
比較方言的語匯，首先要區(qū)別文化語匯和日常生活語匯。文化語匯，特別是有關(guān)新事物的用語，各地方是一致的，有例外也是個別的。比如下面這句話：“做好農(nóng)田基本建設(shè)工作，有計劃有步驟地把旱田改造成水田，把壞地改造成好地，是從根本上改變這些地區(qū)的自然面貌，擴大穩(wěn)定高產(chǎn)農(nóng)田面積的重要措施”，方言的差別只表現(xiàn)在“把”、“是”、“的”、“這些”等虛詞上，在實詞方面是沒有什么差別的。
比較方言的語匯，還應(yīng)當特別注意：別以為都是一對一的關(guān)系，常常是一對多乃至多對多的關(guān)系（幾個一對多湊在一塊兒）。比如語氣詞，每個方言都有自己的語氣詞系統(tǒng)，兩個方言之間常常是不一致的。不但是虛詞，實詞方面也不見得都是一對一。魯迅的小說《社戲》里寫阿發(fā)、雙喜他們偷吃田里的羅漢豆，這羅漢豆是紹興方言，別處叫蠶豆，紹興話里也有蠶豆，可那是別處的豌豆。又如鐘和表，南方的方言都分得很清，可是北方有許多方言不加分別，一概叫做表。又比如你聽見一個人說“一只椅子四只腳”，你會以為他的方言里只有“腳”，沒有“腿”，管腿也叫腳。其實不然，他的方言跟你的方言一樣，腿和腳是有分別的，只是在包括這兩部分的場合，你用“腿”概括腳，他用“腳”概括腿罷了。還有比這更隱晦的例子。比如兩個朋友在公園里碰見了，這一位說：“明兒星期天，請你到我們家坐坐�！蹦且晃徽f：“我一定去�！边@一位聽了很詫異，說：“怎么，你倒是來不來呀？”他詫異是因為按照他的方言，他的朋友應(yīng)該說“我一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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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引自倪海曙的蘇州話小說《黃包車》，收入作者的《雜格嚨咚集》（1950）。
主要的語音分歧
漢語方言的語音差別是很大的。上面那一段蘇州話，用漢字寫下來，你雖然不是吳語區(qū)的人，也能懂個十之八九�？梢亲屢粋�蘇州人說給你聽，管保你懂不了三成。撇開語調(diào)不談，單就字音來比較，我們可以指出漢語方言中間主要有哪些分歧。漢語字音是由聲、韻、調(diào)三個成分構(gòu)成的，這三方面都有一些影響面比較大的分歧點。但是在談到這些特點以前，得先知道音類分合和音值異同的區(qū)別。最好拿聲調(diào)來做例子。普通話只有四聲，蘇州話卻有七聲，這里顯然有調(diào)類分合的問題�？墒峭顷柶铰暤淖郑ㄈ纭扒啊薄ⅰ澳辍保�，普通話是高升調(diào)，蘇州話是低升調(diào)，聽起來不一樣，這只是調(diào)值不同，不關(guān)調(diào)類的事。再舉個韻母的例子。比如蕭豪韻的字，在普通話里是一個韻（ao，iao），在吳語區(qū)方言里也都是一個韻，可是這個韻母的音在這些方言里不一致，其中也很少是跟普通話相同的；這也只是音值的問題，不是音類的問題。我們要談的語音分歧是音類上的，不是音值上的。下面列舉一些主要的分歧。有一點需要先在這里交代一下：這里指出來的某某方言區(qū)有某某特點，都是就大勢而論，常常有部分方言是例外。
�。�1）有沒有濁聲母。這里說的濁聲母指帶聲的塞音、塞擦音、擦音，不包括鼻音和邊音。漢語方言里只有吳語和一部分湘語有濁聲母，在這些方言里，舉例來說，“停”和“定”是一個濁聲母，跟“聽”的聲母不同，跟“訂”的聲母也不同。這種濁聲母在各地方言里變化的情況如下（用dh代表上面說的那個濁聲母）：
吳，湘部分，閩部分
湘部分，閩部分
北，粵
客，贛
�。�2）在-i和-¨ 前邊分不分z-，c-，s-和j-，q-，x-（或g-，k-，h-），例如“酒、秋、想”等字和“九、邱、響”等字是否聲母相同。①閩語，粵語，客家話，吳語，少數(shù)北方話（20%），少數(shù)湘語，少數(shù)贛語有分別。多數(shù)北方話（80%），多數(shù)湘語，多數(shù)贛語無分別。
（3）分不分z-，c-，s-和zh-，ch，sh-，例如“資、雌、絲”等字和“知、癡、詩”等字是否聲母相同。多數(shù)北方話（華北、西北的大多數(shù)，西南、江淮的少數(shù)），湘語，一部分贛語，一部分客家話分兩套聲母，但是字的歸類不完全相同，有些字在某些方言里是zh-，ch-，sh-，在另一些方言里是z-，c-，s-。閩語，粵語，吳語，一部分贛語，一部分客家話，少數(shù)北方話（西南、江淮的多數(shù)）只有一套聲母，發(fā)音絕大多數(shù)是z-，c-，s-。
�。�4）分不分n-和l-，例如（一）“腦、難”和“老、蘭”是否聲母相同，（二）“泥、年”和“犁、連”是否聲母相同。
�。ㄒ唬ǘ┒挤帧 � 粵，客，吳，北多數(shù)
�。ㄒ唬┎环�，（二）分 湘，贛，北（西北少數(shù)，西南少數(shù)）
�。ㄒ唬ǘ┒疾环� 北（西南多數(shù)，江淮多數(shù)）
閩語分n-和l-，但是字的歸類跟上面第一類方言不完全一致，閩北話比較接近，閩南話很多字由n-變成l-。
�。�5）n-，ng-和零聲母的分合。可以把有關(guān)的字分四類來看。
（一）“礙、愛、耐”是否聲母相同。
礙ng- ≠ 愛O- ≠ 耐n- 閩，粵，客，吳
礙ng-�。健踤g- ≠ 耐n- 贛，湘部分，北部分
礙O-�。健跲- ≠ 耐n- 湘部分，北部分
礙n-�。健踤- ＝ 耐n- 北少數(shù)
�。ǘ芭！焙汀芭ぁ笔欠衤暷赶嗤�。
牛ng- ≠ 扭n- 粵
牛ng-／g- ≠ 扭n-／l- 閩
牛n-／gn-�。健∨-／gn- 其余
�。ㄈ罢`”和“惡”（可惡）是否聲母相同。
誤ng- ≠ 惡O- 閩，粵，客，吳，湘部分
誤O-�。健篛- 北，贛，湘部分
�。ㄋ模坝觥焙汀霸！笔欠衤暷赶嗤�。
遇ng-／gn- ≠ 裕O- 閩，客，吳，湘部分
遇O-�。健≡- 北，粵，贛，湘部分
�。�6）分不分-m，-n，-ng，例如“侵、親、清”是否韻尾相同，“沉、陳、程”是否韻尾相同。
侵-m≠親-n≠清-ng 粵，閩南
侵-n＝親-n≠清-ng 北（華北，西北部分）
侵-m≠親-n＝清-n 客
侵＝親＝清（皆-n／-ng） 吳，湘，贛，閩北，北（江淮，西南，西北部分）
客家話的-m韻尾只保存在一部分字里，另一部分字已經(jīng)變成-n。
�。�7）有沒有韻母和介母¨ 。有些方言沒有¨ 這個音，有些方言用到¨ 音的字數(shù)比別的方言少。這些方言一般是用i去代 ，造成“呂、李”同音，“需、西”同音，“宣、先”同音，在一定條件下也用u代 ，造成“宣、酸”同音，“云、魂”同音，“君、昆”同音。各地方言比較，華北北方話有¨ 音的字最多，西北、西南、江淮北方話都有些方言減少一部分字，甚至完全沒有¨ 音（如南京話、昆明話）。北方話之外，在¨ 音字的多寡上，贛語很接近華北，其次是粵語，又其次是吳語，湘語，閩北話�？图以捄烷}南話完全沒有¨ 音，粵語等也有個別方言完全沒有¨ 音。
�。�8）有沒有入聲。北方話之外的方言都有入聲，北方話也有一部分方言有入聲。有入聲的方言，入聲的發(fā)音分三類：（一）粵語，贛語，客家話、閩南話，分別-b，-d，-g三種塞音韻尾；（二）吳語，閩北話，某些北方話（主要是江淮話），沒有這種分別，只有一個喉塞音；（三）湘語，某些北方話（主要是少數(shù)西南話），沒有特殊韻尾，只是自成一種聲調(diào)。沒有入聲的方言，對于古代入聲字的處理可以分兩類：（一）全部并入另一聲調(diào)（多為陽平），大多數(shù)西南方言屬于這一類。（二）分別轉(zhuǎn)到陰平、陽平、上聲、去聲，或其中的兩聲、三聲，大多數(shù)華北和西北方言屬于這一類。
別的分歧還有不沙，但是有的影響面較小，有的情況復雜，不容易簡單說明，這里都不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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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般所說尖音和團音的分別，專指zi，z¨ 等音和ji，j 等音的分別，不涉及gi，g¨等音。
方言和方言之間的界限
無論是語音方面還是語匯方面，方言和方言之間的界限都不是那么整齊劃一的。假如有相鄰的甲、乙、丙、丁四個地區(qū)，也許某一特點可以區(qū)別甲、乙為一方，丙、丁為一方，另一特點又把甲、乙、丙和丁分開，而第三個特點又是甲所獨有，乙、丙、丁所無。比如在江蘇省東南部和上海市的范圍內(nèi)，管“東西”叫“物（音‘末’）事”的有以啟東、海門、江陰、無錫為邊界的二十一個縣、市；管“鍋”叫“鑊子”的地區(qū)基本上相同，但是江陰說“鍋”；管“鍋鏟”叫“鏟刀”的，除上面連江陰在內(nèi)的地區(qū)外，又加上鄰近的常州、揚中、泰興、靖江、南通市、南通縣六處；管“肥皂”叫“皮皂”的，又在原地區(qū)內(nèi)減去啟東、海門兩處，加上常州一處；如此等等。
如果在地圖上給每一個語音或語匯特點畫一條線──方言學上叫做“同言線”，──那末兩個方言之間會出現(xiàn)許多不整齊的線，兩條線在一段距離內(nèi)合在一起，在另一段又分開了。請看下頁的圖。
昌黎-盧龍-撫寧地區(qū)方言圖①
圖 例
……線以北，“愛、襖、暗、岸”的聲母是n，分別跟“耐、腦、難（災(zāi)難）”同音；線以南，“愛、襖、暗、岸”的聲母是ng，不跟“耐”等同音。
-?-?-線以北，兒韻和兒化韻都不卷舌；線以南都卷舌。
----（1）線以北，“頭?上，黃?瓜”的“頭、黃”跟單說的“頭、黃”同聲調(diào)；線以南不同聲調(diào)。
（2）線以北，“沒錢”的“沒”跟“沒來”的“沒”同音；線以南，不同音。
~~~線以北，“腌菜”的“腌”的聲母是零；線以南是r。
-??-??線以北，管啄木鳥叫“?e（qiān）?e木”；線以南，管這種鳥叫“?e得木”、“?e搭木”或“?e刀木”。
從圖上可以看出，這個地區(qū)的話可以分成兩個方言，這是不成問題的，可是在哪兒分界就不是那么容易決定了。
不但方言和方言之間是這種情況，方言區(qū)和方言區(qū)之間也是這種情況，象前邊說過的“物事”、“鑊子”、“鏟刀”、“皮皂”，都屬于吳語的詞匯，可是分布的廣狹就不一致。甚至相鄰的親屬語言之間，如南歐的羅馬系諸語言之間，東歐的斯拉夫系諸語言之間，也都有這種情況。單純根據(jù)口語，要決定是幾種親屬語言還是一種語言的幾種方言，本來是不容易的。事實上常常用是否有共同的書面語以及跟它相聯(lián)系的“普通話”來判斷是不是一種語言。比如在德國和荷蘭交界地方的德語方言，跟荷蘭語很相近，跟德國南方的方言反而遠得多。德語作為一個統(tǒng)一的語言，跟荷蘭語不相同，主要是由于二者各自有一個“普通話”。在沒有文字的情況下，語言和方言就很不好區(qū)別。這也就是對于“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種語言？”這個問題難于作確定的回答的原因。
方言調(diào)查對于語言史的研究很有幫助。古代的語音語匯特點有的還保存在現(xiàn)代方言里，例如吳語和湘語里的濁聲母，閩語、粵語、客家話里的塞音韻尾（-b，-d，-g）和閉口韻尾（-m）。（更正確點應(yīng)該說是我們關(guān)于古音的知識很大一部分是從比較現(xiàn)代方言語音得來的。）現(xiàn)代已經(jīng)不通用的語詞很多還活在方言里，例如“行”、“走”、“食”（閩、粵、客，＝走、跑、吃），“飲”（粵，＝喝），“著”（粵、吳，＝穿衣），“面”、“翼”、“曉”（閩、粵，＝臉、翅膀、知道），“箸”（閩、客，＝筷子），“晏”、“新婦”（閩、粵、吳，＝晚、兒媳婦），“目”、“啼”、“糜”、“湯”、（閩，＝眼睛、哭、粥、熱水），等等。這些都是原來常用的詞，原來不常用，甚至只是記載在古代字書里的，在方言里還可以找到不少。但是一定要詞義比較明細，字音對應(yīng)合乎那個方言的規(guī)律，才能算數(shù)。否則牽強附會，濫考“本字”，那是有害無益的事情。
漢語從很早以來就有方言。漢朝的楊雄編過一部《??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后代簡稱為《方言》，記錄了很多漢朝的方言詞。按照這部書的內(nèi)容，漢朝的方言大致可以分成十一區(qū)：秦晉、趙魏、燕代、齊魯、東齊青徐、吳揚越、衛(wèi)宋、周韓鄭、汝潁陳楚、南楚、梁益。但是楊雄的書只管方“言”，不管方“音”，所以看不出這些地區(qū)的語音是怎樣不同。后來續(xù)《方言》的書很不少，可惜那些作者都只著重在古書里考求方言詞的“本字”，不注重實地調(diào)查，不能反映方言的分布情況。因此一部漢語方言發(fā)展史研究起來就很困難。要說各地方言古今一脈相承，顯然不大可能，因為居民有遷徙（歷史上有很多大量遷徙的記載），方言也有消長。也有人以為現(xiàn)代方言都出于古代的一種有勢力的方言，這也不近情理，因為在封建社會的條件下，不可能有一種方言的力量能夠把別的方言徹底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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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這個圖是根據(jù)《昌黎方言志》（1960，科學出版社）里的方言圖重畫的。圖的范圍是調(diào)查時間（1959）的河北省昌黎縣縣界，比現(xiàn)在的縣界（也是1958年以前的舊界）大，包括現(xiàn)在的昌黎全縣（圖里的南部），盧龍縣的一部分（圖里的西北部），撫寧縣的一部分（圖里的東北部）。這里用昌黎地區(qū)的方言圖做例子，因為這是唯一的調(diào)查點比較密的材料，其他材料大都是一縣調(diào)查一兩點，點與點之間距離太大，同言線不好畫。
要推廣普通話
在一種語言沒有“普通話”的情況下，方言只有一個意義，只是某一語言的一個支派。要是這種語言有了一種“普通話”，“方言”就多了一層跟“普通話”相對待的意思。“普通話”的形成跟書面語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有關(guān)系。書面語以某一方言為基礎(chǔ)，同時又從別的方言乃至古語、外語吸收有用的成分�；A(chǔ)方言本身的變化反映在書面語上，而通過書面語的使用和加工，基礎(chǔ)方言又得到了擴大和提高，漸漸成為一種“普通話”�？梢姟捌胀ㄔ挕焙蜁嬲Z是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的。古代漢語有沒有“普通話”？也可以說是有，也可以說是沒有。古代有所謂“雅言”，楊雄的書里也常常說某詞是“通語”、“四方之通語”。這些“通語”多半是見于書面的，可是未必有統(tǒng)一的語音，也未必能構(gòu)成一個比較完整的語匯（也就是說，在當時的語匯里還有一部分是“語”而非“通”，有一部分是“通”而非“語”）。加上從漢朝起書面語漸漸凝固下來，走上跟口語脫節(jié)的道路。因此，盡管每個時代都有一兩種方言比別的方言有更大的威望，①可是不容易產(chǎn)生一種真正的普通話。一直要等到一種新的書面語即所謂“白話”興起之后，才再度提供這種可能，并且經(jīng)過幾百年的發(fā)展，終于由可能變成現(xiàn)實。
事物的發(fā)展大都決定于客觀的形勢。我們現(xiàn)在不能再滿足于“藍青官話”，而要求有明確標準的“普通話”，不能再滿足于這種普通話只在某一階層的人中間通行，而要求它在全民中間逐步推廣，這都是由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社會的性質(zhì)決定的。推廣普通話的重要性已經(jīng)為多數(shù)人所認識，不用我再在這里多說。我只想提一兩件小事情，都是自己的切身經(jīng)驗。五十年前初到北京，有一天是下雨天，一個同住的南方同學出門去。他用他的改良蘇州話向停在馬路對面的洋車連叫了幾聲“w¨ngb?jū”（“黃包車”，他以為“車”該說jū），拉車的只是不理他，他不得不回來搬救兵。公寓里一位服務(wù)員走出去，只一個字：“chē！”洋車馬上過來了。另一件事是我第一次看《紅樓夢》的時候，看到史湘云行酒令，拿丫頭們開玩笑，說：“這鴨頭不是那丫頭，頭上哪討桂花油？”覺得這有什么可笑的，“鴨”[a?]頭本來不是“丫”[o]頭??。其實這樣的例子多得很：“有什么福好享？有個豆腐！”“騎驢來的？──不，騎鹿（路）來的。”這些都是普通話里同音而很多方言里不同音的。當然這些都是很小的小事情，不過既然在這些小事情上不會普通話還要遇到困難，在大事情上就更不用說了。
方言地區(qū)的人怎樣學習普通話？最重要的還是一個“練”字。懂得點發(fā)音的知識，對于辨別普通話里有而家鄉(xiāng)話里沒有的音，象zh-，ch-，sh-和z-，c-，s-的分別，n-和l-的分別，-n和-ng的分別，自然有些用處，然而不多多練習，那些生疏的音還是發(fā)不好的。至于哪些字該發(fā)zh-的音，哪些字該發(fā)z-的音，哪些字是n-，哪些字是l-，如此等等，更加非死記多練不可。有時候能從漢字的字形得到點幫助，例如“次、瓷、資、咨、諮、姿、姿”是z-或者c-，“者、豬、諸、煮、箸、著、褚、儲、躇”是zh-或者ch-。可是這只是一般的規(guī)律，時常會遇到例外，例如“則、廁、側(cè)、測、惻”都是z-或者c-，可是“鍘”卻是zh-。又如“乍、炸、詐、榨”都是zh-，可是“作、昨、柞、怎”又都是z-，這就更難辦了。（這個例子碰巧還是有點規(guī)律，凡是a韻的都是zh-，不是a韻的都是z-。）
推廣普通話引起怎樣對待方言的問題�！拔覀兺茝V普通話，是為的消除方言之間的隔閡，而不是禁止和消滅方言�！雹谄胀ㄔ捴鸩酵茝V，方言的作用自然跟著縮小。學校里的師生，部隊里的戰(zhàn)士，鐵路和公路上的員工，大中城市的商店和服務(wù)行業(yè)的工作人員，為了實際的需要，都會學會說普通話。在一些大城市里，很可能在一個家庭之內(nèi)，老一代說的是方言。第二代在家里說方言，到外面說普通話，第三代就根本不會說或者說不好原來的“家鄉(xiāng)話”。但是盡管使用范圍逐漸縮小，方言還是會長期存在的。普通話為全民族服務(wù)，方言為一個地區(qū)的人服務(wù)，這種情況還會繼續(xù)很長一個時期。在不需要用普通話的場合，沒有必要排斥方言，事實上也行不通。甚至“只會說普通話的人，也要學點各地方言，才能深入各個方言區(qū)的勞動群眾”。③
但是這不等于提倡用方言。比如用方言寫小說，演話劇，偶一為之也無所謂，可不必大加推崇，廣為贊揚，認為只有用方言才“夠味兒”。普通話也是挺夠味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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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六世紀末，《顏氏家訓》的作者顏之推評比當時方音，說：“?n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彼饕侵v書面語里的字音，而且不但“參校方俗”，還要“考??古今”，所以他的評價不完全是根據(jù)實際形勢，但是大概也是符合實際形勢的。九世紀的胡曾有《嘲妻家人語音不正》詩：“呼‘十’卻為‘石’，喚‘針’將作‘真’，忽然云雨至，卻道是天‘因’�！笨梢娔菚r候也有公認的“正”音。
②周恩來：《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wù)》，1958年1月10日在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舉行的報告會上的報告。
③周恩來：《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wù)》，1958年1月10日在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舉行的報告會上的報告。
8．文字改革
漢字能滿足我們對文字的要求嗎？
語言是一種工具，文字代表語言，當然更加是一種工具。一種工具要是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務(wù)，就得加以改進或改革。有時候一種文字，由于這種或那種原因，不能很好地代表語言，于是產(chǎn)生改革的需要，在世界文字史上是數(shù)見不鮮的事情。土耳其文原先用阿拉伯字母，不適合土耳其語的語音結(jié)構(gòu)，在本世紀二十年代改用拉丁字母。朝鮮和越南原先用漢字，現(xiàn)在都用拼音文字。日本文原先以漢字為主體，搭著用些假名（音節(jié)字母），現(xiàn)在以假名為主體，搭著用些漢字。我們現(xiàn)在用的漢字是不是適應(yīng)現(xiàn)代漢語的情況，能不能滿足我們對文字的要求，要不要改革，怎樣改革，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
文字問題不能脫離語言問題來考慮。在歷史上，漢字改革問題一直是漢語文改革問題的一部分。
六十年前，當我還是個小學生的時候，我國人民使用語言文字的情況跟現(xiàn)在是不相同的。那時候，一個人從小學會了說本地話，六歲上學讀文言書──《論語》、《孟子》或者《國文教科書》，看你進的是哪路學堂，──也學著寫文言文。說話和讀書各管一方，有些聯(lián)系，但是很不協(xié)調(diào)。比如你學了許多漢字，可那只能用來寫文言，要用它寫本地話就有許多字眼寫不出。
一個人要是一輩子不離開家鄉(xiāng)，自然不會發(fā)生語言問題�？梢巧贤獾厝ド蠈W，或者去當學徒，或者去做買賣什么的，家鄉(xiāng)話就常常不管用了。到哪里得學哪里的話，除非你家鄉(xiāng)話跟那里的話差別不大，能湊合。我上的中學是江蘇省第五中學，在常州，老師有常州人，有蘇州人，有宜興人，有江陰人，有無錫人，有靖江人，說的話全跟我的家鄉(xiāng)丹陽話不一樣。頭一個星期我上的課全等于沒上，一個月之后還有一位動物學老師的話只懂得一半。那時候還沒有什么“國語”，就是后來有了“國語”，也只是在小學生中間鬧騰鬧騰，社會上一般人很少理會它，因為在吳語區(qū)它的作用還趕不上一種方言。比如你到上海去辦事，最好是能說上海話，其次是附近幾個縣的方言。要是說“國語”，連問個路都有困難。
書面交際用文言，可是大家也都看白話小說，全是無師自通。遇到不認識的字，意思好猜，──有時候也猜不出，──字音不知道，也沒地方問。我記得在《兒女英雄傳》里第一次碰見“旮旯”兩個字，意思是懂了，可一直不知道怎么念，──這兩個字沒法子念半邊兒。
這種情況，我小時候是這樣，我父親、我祖父的時候也是這樣，大概千百年來都是這樣。大家習慣了，以為是理所當然，想不到這里邊會有什么問題，也想不出會有什么跟這不一樣的情況。
早就有人主張改革漢字
可是有人看到了另外一種情況，并且拿來跟上面的情況做比較，引起了種種疑問，提出了種種建議。遠在宋朝，就有一個人叫鄧肅說過，“外國之巧，在文書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故遲。”①明朝耶穌會傳教士來華，開始用拉丁字母拼寫漢字，明末學者方以智受它的啟發(fā)，也有“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的想法。到了清朝末年，中國人接觸外國事物更多了，于是興起了一種切音字運動，盧戇章、蔡錫勇、沈?qū)W、朱文熊、王照、勞乃宣等是它的代表人物。他們的時代是中國經(jīng)歷了二千年封建統(tǒng)治，又遭受了半個世紀的帝國主義侵略，國家越來越衰弱，人民越來越困苦，改良主義的維新運動和舊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正在先后出現(xiàn)的時代。愛國主義喚起人們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的注意，從海陸軍備而工商實業(yè)，而科學技術(shù)，而文化教育，認識逐步深入。其中就有人看到西方強國的語文體制跟中國不大相同。他們比較中西語言文字，發(fā)現(xiàn)中國有三難，西方國家有三易。中國的三難是：寫文章難；認字寫字難；不同地區(qū)的人說話難。西方國家的三易是：寫文章容易，因為基本上是寫話；認字寫字容易，因為只有二三十個字母；不同地區(qū)的人說話容易，因為有通行全國的口語。于是他們提出切音字的主張，認為這是開民智、興科學的關(guān)鍵。最早的切音字運動者盧戇章的話可以代表他們的想法，他說：“竊謂國之富強，基于格致。格致之興，基于男婦老幼皆好學識理。其所以能好學識理者，基于切音為字，則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基于字話一律，則讀于口遂即達于心；又基于字畫簡易，則易于習認，亦即易于捉筆。省費十余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于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不富強也哉！”
這些切音字運動者，有的只是提出一個方案，做了一些宣傳，有的也曾開班傳授，取得一些成績，但是總的說來，他們的成就是很有限的。這主要是因為受當時政治形勢的限制：象這種以人民大眾的利益為指歸的語文改革，在人民自己取得政權(quán)以前是很難完全實現(xiàn)的。其次，他們對于語文改革的整個內(nèi)容，以及各個部分之間的關(guān)系，或者認識不足，或者雖有認識，可是顧慮重重，不敢沖破障礙，提倡徹底改革。語文改革實際上包含三個內(nèi)容：用白話文代替文言，用拼音字代替漢字，推行一種普通話。三者互相關(guān)聯(lián)，而彼此倚賴的情況不盡相同。改用白話文，不一定要用拼音字，也不需要拿普通話的普及做前提，因為有流傳的白話作品做范本。推行普通話必須有拼音的工具，但是不一定要推翻文言，可以容許言文不一致的情況繼續(xù)存在。惟有改用拼音字這件事，卻非同時推行普通話和采用白話文不可。否則拼寫的是地區(qū)性的話，一種著作得有多種版本；另一方面，如果不動搖文言的統(tǒng)治地位，則拼音文字始終只能派低級用場，例如讓不識字的人寫寫家信，記記零用賬。這樣，拼音字對于漢字就不能限而代之，而只能給它做注音的工具。大多數(shù)切音字運動者恰好是基本上采取了這樣一條路線，也就只能收到那么一點效果。二十多年切音字運動的總結(jié)是1913年制定、1918年公布的一套“注音字母”。
從那時候到現(xiàn)在，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期間的變化可大了。白話文已經(jīng)取得全面的勝利，普通話的使用范圍已經(jīng)大大地擴大了，漢語拼音方案的公布也已經(jīng)給拼音文字打下了可靠的基礎(chǔ)，雖然直到目前為止，它的主要任務(wù)還是給漢字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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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見周有光《漢字改革概論》，引湯金銘《傳音快字書后》。
拼音文字的優(yōu)點超過缺點
為什么現(xiàn)在還不到全面采用拼音文字的時候呢？很顯然是因為有些條件還沒有具備：拼音的習慣還沒有普及，普通話通行的范圍還不夠廣大，拼音文字的正字法還有些問題沒有解決，如此等等。這些都是要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才能夠解決的。另一方面，大家的認識還沒有完全一致，這也是事實。大致說來，對于拼音文字有三種態(tài)度。一種態(tài)度是贊成改用拼音文字，有的人還特別熱心，恨不得立刻就實行。另一種態(tài)度是一方面承認拼音文字在某些方面勝過漢字（例如容易認，容易檢索），一方面又覺得在某些方面不如漢字（例如不能區(qū)別同音字），疑慮重重，不知道拼音文字究竟能否代替漢字。第三種態(tài)度是不贊成拼音文字，或者認為行不通，或者認為沒有必要，或者認為不利于繼承文化遺產(chǎn)。現(xiàn)在不妨把贊成的和反對的兩方面的理由拿來研究一番。
�。�1）漢字難學（難認，難寫，容易寫錯），拼音字好學（好認，好寫，比較不容易寫錯），這是大家都承認的。有一種意見，認為拼音不能區(qū)別同音字，老要看上下文，帶認帶猜，漢字能區(qū)別同音字，學起來雖然難些，可以一勞永逸，還是值得的。
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拼音文字決不能象漢字的寫法，一個個音節(jié)分開，一定要分詞連寫。先學漢字后學拼音的人，總是要在腦子里把拼音字還原成漢字，就覺得它不夠明確；一起頭就學拼音文字的人，學一個詞是一個詞，并不會感覺不明確。當然，有混淆可能的同音詞仍然需要區(qū)別，也是可以想法子區(qū)別的。漢字能區(qū)別同音字，在閱讀的時候的確是一種便利�？墒俏淖值氖褂糜凶x和寫兩個方面。寫的時候要在許多同音字里邊挑一個，這就成為一種負擔了。寫錯別字不是一直都是語文教學當中最頭疼的問題嗎？這是漢字的先天毛病，一天使用漢字，這毛病就一天不得斷根。而且一個別字為什么是別字，有時候也叫人想不通，如果你用無成見的眼光去看問題，象六七歲的孩子那樣。我家里有個六歲的孩子，學過的漢字不多，有一天寫了四個字讓我看，是“天下地一”。我告訴他“地”字錯了，該寫“第”。他問我為什么不可以寫“地”，我倒給他問住了。是啊，為什么“地”不能兼任“第”的職務(wù)呢？“地一個”，“地二個”，“地一千零一個”，在什么上下文里有誤會的可能呢？要說不讓“地”字兼差吧，為什么“輕輕地”、“慢慢地”里邊可以寫“地”呢？這可是連讀音也不一樣��！怎么能怪孩子們想不通呢？
（2）漢字不跟實際語言保持固定的語音聯(lián)系。“學而時習之”，孔夫子說起來是某五個字音，現(xiàn)代的曲阜人說起來是另五個字音，北京人、上海人、廣州人說起來又各自是各自的字音。這就是說，漢字是跟抽象的漢語相聯(lián)系的，具有一種超時間、超空間的性質(zhì)。反對拼音文字的人認為這是漢字的優(yōu)點，改用拼音文字就得不到這種便利，各地方的人就會按照自己的方音來拼寫，別的地方的人就看不懂，現(xiàn)在的人寫的文章幾百年之后的人也要看不懂。至于只會拼音文字的人將要完全不能看古書，因而不能繼承文化遺產(chǎn)，那就更不用說了。
這個話有一定的道理，可是說這個話的人對于漢語文的目前使用情況還沒有足夠的認識。在從前，寫文章得用文言，文言既不能按某一個地方的讀音來拼寫（別處的人念不懂），更不能按古音來拼寫（各地方的人全念不下來），除了用漢字，沒有別的辦法�，F(xiàn)在有了普通話，拼音文字拼的是普通話，不會有各行其是的問題。不錯，普通話還沒有普及，可是拼音文字也不是光有一張字母表和幾條拼寫規(guī)則，還要有課本，有詞典，可以讓不太熟悉普通話的人有個學習的工具。這樣，不但是普通話沒有普及不妨害使用拼音文字，而且使用拼音文字還可以促進普通話的普及。幾百年以后要不要修改拼法，那是幾百年以后的事情，就是修改，也沒有什么了不得。至于讀古書的問題，現(xiàn)在也不是不經(jīng)過特殊學習就能讀古書，將來也無非把學習的時間延長一點兒罷了。而況無論現(xiàn)在還是將來，讀古書總是比較少數(shù)的人的事情，古書的精華總是要翻譯成現(xiàn)代話的。
總之，漢字、文言、方言是互相配合，相輔相成的一套工具，拼音字、白話文、普通話也是互相配合，相輔相成的一套工具。前者在中國人民的歷史上有過豐功偉績，這是不容埋沒的，但是事物有發(fā)展，形勢有變化，既然后者更能適應(yīng)當前的需要，讓前者功成身退有什么不好呢？
�。�3）現(xiàn)代的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交通運輸，科學技術(shù)，無不要求高效率，要求又快又準確。而一切部門的工作里邊都包含一部分文字工作，要是文字工作的效率提不高，就要拖后腿。在這件事情上，漢字和拼音文字的高低是顯而易見的。拼音文字的單位是字母，數(shù)目少，有固定的次序，容易機械化；漢字的單位是字，數(shù)目多，沒有固定的次序，難于機械化。字母打字比漢字打字快，打字排版比手工排版快，拼音電報比四碼電報快，用拼音字編的詞典、索引、名單比用漢字編的查起來快，還有一些新技術(shù)，象利用穿孔卡片分類、排順序、做統(tǒng)計，利用電子計算機查文獻、做翻譯等等，更加是很難甚至不可能用漢字進行的。
�。�4）現(xiàn)在世界上各種文字都是拼音的，只有漢字是例外，因而在我國和外國的文化交流上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障礙。我們需要翻譯外國的科學、技術(shù)和其他資料，如果用拼音文字，人名、地名可以轉(zhuǎn)寫，許多國際通用的術(shù)語也可以不翻譯。現(xiàn)在用漢字，全得翻譯，于是譯名統(tǒng)一成為很嚴重的問題。而且人名、地名用漢字譯音，既不準確，又難記憶。科技術(shù)語用意譯法，對于理解和記憶是有些幫助，可是從事科學技術(shù)工作的人，除了一套漢文術(shù)語外，還免不了要記住一套國際術(shù)語，成了雙重負擔，對于我國科學技術(shù)的發(fā)展也不無影響。又如現(xiàn)在有很多外國朋友，為了更好地了解我國文化，吸收我國科學技術(shù)成果，很想學漢語，可是對漢字望而生畏。外國留學生都說，漢語學起來不難，他們的時間一半以上花在漢字的學習上。
總起來看，在目前的情況下，拼音文字的優(yōu)點（也就是漢字的缺點）大大超過它的缺點（也就是漢字的優(yōu)點），而這些缺點是有法子補救的。如果由于改用拼音文字而能把中小學的學制縮短一年，或者把學生的水平提高一級，如果由于改用拼音文字而能把文字工作的效率提高一倍到三倍──這些都是很保守的估計──那么，光憑這兩項就很值得了。
為拼音化積極準備條件
自然，在實行拼音文字以前，還有許多研究和實驗的工作要做，需要積極地做起來；坐下來等待，拼音文字是不會自己到來的。那么，現(xiàn)在可以做些什么工作呢？一個工作，可以辦些拼音報刊，編寫些拼音讀物，特別是兒童讀物，包括連環(huán)畫報。現(xiàn)在有些小學生學拼音的成績很好，可是缺少拼音讀物，英雄無用武之地。另一方面，拼音文字在正字法方面和詞匯規(guī)范方面都還存在一些問題，通過編寫拼音書刊可以發(fā)現(xiàn)問題，解決問題。其次，可以試試在一般書刊上就一定項目試用拼音代替漢字，例如嘆詞和象聲詞。又如外國人名地名，用漢語拼音寫，可以從中總結(jié)用漢語拼音轉(zhuǎn)寫外語的規(guī)則。此外還可以多方面擴大漢語拼音的用途，如電報，科技和生產(chǎn)部門的代號和縮寫，盲字，教聾啞人“說話”，等等。
還有一項很重要的工作需要做，那就是思想工作。不但是對反對派要做耐心細致的說服工作，還要努力爭取中間派，消除他們的種種顧慮。有不少人，你要問他對拼音文字的意見，他說，“我承認拼音文字比漢字好，可就是如果改用拼音文字，我就要變文盲。”這種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一個人換個工作單位還要左考慮右考慮呢，何況換一個新的文字工具。可以告訴他，改用拼音文字決不是一個早晨的事情，要有一個過渡時期，即兩種文字同時并用的時期，他可能會遇到一些小小的不方便，但是變文盲是不會的。
簡化漢字只是治標
最后，談?wù)労喕�。漢字簡化是一件好事情。一部分漢字筆劃多，形體復雜，寫起來麻煩，在群眾的筆底下早就紛紛簡化了�？墒怯行┳帜愫喣愕�，我簡我的，互不相識，造成混亂，這就不好了。自從1956年公布經(jīng)過審定的簡化字表并分批推行以來，混亂的情況基本上消滅了。是不是所有需要簡化的字都已經(jīng)簡化了呢？沒有。有些需要簡化的字，象新疆的“疆”、西藏的“藏”，因為一時不能確定最好的簡化形式，暫時放一放；有些久已在群眾中間廣泛流行，象“算”簡化為“蝶”，“賽”簡化為“宀西”，因為一時疏忽，沒有列入字表。需要補充簡化的字還有相當數(shù)目，但是不會還有很多很多了。
有些同志對漢字簡化有一種片面的想法，認為簡化的字越多越好，筆劃越少越好，不但是十筆以上的字全得簡成十筆以下，就是原來已在十筆以下的字也要減它一筆兩筆。這種想法之所以是片面的，因為只看到文字需要簡易，忘了文字也需要清晰，還需要穩(wěn)定。如果把所有的字都簡成十筆以下，勢必多數(shù)字集中在五筆到十筆，很多字的形象都差不多，辨認起來就費勁了，錯認的機會就增多了。更重要的是文字需要相對穩(wěn)定。1956年以后印的書刊數(shù)量很大，如果現(xiàn)在再來一大批簡化字，就要相應(yīng)地產(chǎn)生一大批“新繁體字”，今后的青少年念起那些書來就有一定的困難了。或者讓他們學習那些新繁體字，那是浪費人力；或者選一部分書改排重印，那是浪費物力。以后再簡化一批，就又產(chǎn)生一批“新新繁體字”，這樣折騰下去，什么時候能夠穩(wěn)定下來呢？不斷簡化論的不足取，道理就在這里。
簡化漢字的主要目的是讓寫字能夠快些。寫字要快，本來有兩條路：可以減少筆劃，也可以運用連筆，就是寫行書。光是減少筆劃，如果還是每一筆都一起一落，也還是快不了多少。事實上我們寫字總是帶點行書味道的，但是沒有經(jīng)過正規(guī)學習，有時候“行”得莫名其妙。是不是可以在學校里教教學生寫行書，讓大家有個共同的規(guī)范，可以互相認識？這里又遇到一個框框，那就是“要使印刷體和手寫體一致”。從這個原則出發(fā)，就得互相遷就，一方面在簡化漢字上搞“草書楷化”，一方面在學校里只教楷書，不教行書。為什么別種文字一般都是既有印刷體又有手寫體，大致相似而不完全相同呢？這是因為要求不同：印刷體要求容易分辨，所以有棱有角；手寫體要求寫起來快，所以連綿不斷。如果我們允許手寫體和印刷體可以在不失去聯(lián)系的條件下不完全一致，那么，有些簡化字本來是可以不去簡化它的。例如“魚”字的底下，如果書上印成四點，筆底下寫成一橫，似乎也不會出什么問題。
說來說去，簡化漢字只能是一種治標的辦法。不管怎樣簡化，改變不了漢字的本質(zhì)，仍然是以字為單位，字數(shù)以千計，無固定的次序，不能承擔現(xiàn)代化文字工具的重任。有些人想在簡化漢字上打主意，把字形簡到不能再簡，把字數(shù)減到不能再減，用來代替拼音文字，這恐怕是徒勞的。要真正解決問題還是得搞拼音文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