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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王安石惹的禍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qū)）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下面為大家?guī)矶际峭醢彩堑牡�，快來看看吧�?/p>
都是王安石惹的禍
新聞午報
王安石、司馬光這兩人，一度是相互傾慕的好朋友，卻最終成為政治上的死敵。他們圍繞著熙寧變法明爭暗斗多年，最后于公元1086年同年去世。假如他們看到公元1127年靖康之恥的慘劇，司馬光會不會責問王安石：這都是你惹的禍！而王安石又會不會責問司馬光：為什么不支持變法圖強？
今天，翻開《宋史》，我們會赫然發(fā)現(xiàn)：王安石變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參與者、助手、學生和繼承人，幾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只有這一位高舉變法大旗的首倡者安然無恙。這本身就是特別富有戲劇性、特別耐人尋味的一個現(xiàn)象。
“青苗法”的智慧
在當時的情況下，根本就是這些元老重臣們，將王安石推到了皇帝的面前。因為，所有這些人全都語重心長地告誡皇帝，要他愛民養(yǎng)力，要他布德行惠，要他選賢任能，要他疏遠奸佞，要他持重安靜，要他恪守祖宗成法。唯獨沒有人告訴他：眼前已經(jīng)快要過不下去了，怎么辦？泱泱華夏該如何重振雄風？怎么樣讓我中原大國揚眉吐氣？沒有人能夠告訴他、甚至愿意和他討論所有這一切，只有王安石和他想著同樣的問題。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剛剛二十歲出頭的神宗皇帝還有可能做出別樣的選擇嗎？
可以說，當時王安石的觀點，在理論上顯然是正確的。不增加稅賦而增加財政收入的方法有很多，早已為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的理論與實踐所證明，加快資金周轉(zhuǎn)速度等皆屬此類。事實上，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法也是類似的一個相當高明的方法。據(jù)說，青苗法并非王安石所首創(chuàng)，最開始時，是陜西的地方官率先采用此方法扶助當?shù)剞r(nóng)業(yè)生產(chǎn)。
據(jù)當代歷史學家研究推測：當時，帝國農(nóng)村盛行高利貸，事實上已經(jīng)成為農(nóng)民破產(chǎn)、土地兼并的一種形式，對帝國的危害不言而喻。因此，當青黃不接的時候，由政府貸款給農(nóng)民，收取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息，收獲之后連本帶利即行歸還。由于此貸款以田中青苗為信用保證，所以，稱為青苗法。
因此，用此方式扶助農(nóng)桑，應(yīng)該是功德無量的事情。誠如黃仁宇先生所說：令人驚異的是，早在九百年之前，王安石就已經(jīng)懂得：可以用信用貸款的方式刺激經(jīng)濟的成長。王安石其他與經(jīng)濟有關(guān)的變法，如設(shè)置三司條例司、均輸法、方田均稅法、保馬法等，其基本經(jīng)濟思想大體來源于此。這種采用金融調(diào)控的方式管理國家的企圖，其深度與廣度都不曾在當日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提出過。用臺灣作家與學者柏楊的話說，則為：王安石具有超人的智慧。
顯然，王安石的經(jīng)濟思想比司馬光要高明和超前得太多了。然而，這正是事情的不幸與悲劇所在。
司馬光在財政、金融與其他涉及到經(jīng)濟學方面的知識與王安石比較起來差距不小。然而，作為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如果說對數(shù)千年帝國政治與社會運行的機制與原理的深刻洞察力與了解的話，王安石比起司馬光來，其差距稱得上是望塵莫及。司馬光對于王安石變法的反對，正是建立在對于帝國歷史脈動的精確理解與把握之上的。這使他的反對，擁有了極其雄厚的基礎(chǔ)與令人敬畏的力量。
變法之后的社會災(zāi)難
王安石變法的指導(dǎo)思想是以國家壟斷經(jīng)營的方式，開啟了與民間爭利之門。以司馬光的品格與學識，他不可能不反對這種做法。于是，正如王安石所說：從始至終，沒有改變反對變法的態(tài)度的，只有一個司馬君實。信哉斯言，否則司馬光就不成其為司馬光了。
司馬光的思想與方略忠實繼承自漢文帝與漢景帝。
在帝國政治結(jié)構(gòu)之下，最難治理的其實不是民，而是官。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與官吏能夠不生事，不擾民，能夠清凈無為；只要不給官吏們魚肉百姓的機會，讓他們守住職責不亂來，從而官安其位，民樂其業(yè)，那么，中國人就會像變魔術(shù)一樣，生產(chǎn)出無窮無盡的物質(zhì)財富與精神財富。
我們無法知道，在司馬光的內(nèi)心深處是否有這種擔心：官吏們借變法之機，如虎狼出籠一般糟蹋百姓。但是，不管起初他是否因為這個原因反對變法，到后來，他成為堅定的反對派領(lǐng)袖，這個因素肯定發(fā)生了重大作用。原因是，隨著王安石變法的漸次展開，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
以青苗法為例。陜西地方官推行時，效果不錯；王安石擔任地方官時，在自己治下地區(qū)實行時，也一樣大受歡迎。因此，王安石相當有信心地在全國推行。誰知，結(jié)果卻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很快在全國形成了大面積的災(zāi)難性后果。
對于王安石來說，加倍不幸的是，變法開始后不久，全國各地就連續(xù)數(shù)年旱、澇、蝗災(zāi)不斷。受災(zāi)面積既大，災(zāi)害烈度亦強。致使遍布全國的地方官員立即變成真正的虎豹豺狼，在他們毫不容情的追逼之下，受災(zāi)農(nóng)戶紛紛傾家蕩產(chǎn)，賣兒賣女賣妻子的情況層出不窮。而且，富裕之家更加成為官吏們鎖定的對象，迫使他們破財免災(zāi)，或者破產(chǎn)、出逃。由此引發(fā)的后果成為十足的災(zāi)難。
均輸法與脫胎于平準法的市易法推行以后，則形成了對城市居民特別是工商業(yè)者的打擊。原本立足于平抑物價、抑制大商人重利盤剝的新政策，蛻變成國家壟斷市場、貨源、價格，甚至批發(fā)與零售也被政府官員所操縱，哪怕想做不大的生意，也要先過政府官員這幾道關(guān)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齊步履維艱，其后果當然不難想像，致使城市工商業(yè)開始凋零。從時人記載和蘇東坡等人的大量文字中可以看到，全國城市商業(yè)與市場一時間相當萎縮而蕭條，社會開始出現(xiàn)動蕩不安的局面。
司馬光與王安石決裂
在這種情勢下，帝國管理階層出現(xiàn)的最顯著變化，就是士大夫階層迅速分裂為旗幟鮮明的兩大陣線。幾乎所有德高望重的元老重臣，和除王安石一人之外的幾乎所有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全部變成變法的堅定反對派，其中包括王安石最親密的朋友。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曾經(jīng)在王安石執(zhí)掌大權(quán)之前，給予過他相當無私的極大幫助。
在得不到重要臣僚支持的情況下，王安石相當冒失地啟用了一大批新新人類。這些人進入官場的時日不長，聰明、熱情、渴望建功立業(yè)、沒有沾染官場習氣，這是他們最重要的長處。但是，他們?nèi)鄙匍啔v，沒有經(jīng)驗，很少受過生活與人品的考驗，因此，在激烈的政治的斗爭中，一旦把持不住，便特別容易由急功近利，一變而為投機取巧，再變則為不擇手段，從而墮入下流，變得為人所不齒。
翻檢當時與后世的文獻資料，很難找到證據(jù)證明司馬光、歐陽修、蘇東坡、蘇轍等一大批歷史文化名人，甚至包括王安石的親弟弟王安國在內(nèi)，反對變法是因為他們代表了大地主、大貴族的利益，或者是過于保守、僵化等等。從資料中判斷，元老重臣中確實有那種保守到了昏聵地步的情形；但是如上述司馬光、蘇東坡、蘇轍和黃庭堅等一干人，正值人生事業(yè)巔峰之際，他們冒著與年富力強的皇帝對著干，從而可能喪失一生政治前途的風險，而反對變法，怎么樣猜想也一定應(yīng)該有更崇高一些的理由才對。否則，便很難解釋他們是如何在當代與后世獲得如此崇高名望的。
在他們保留下來的文獻史料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大量記載著他們憂慮的文字，其中可以看到幾乎包括了社會各個階層痛苦掙扎的情形。比如，作為變法之一的保甲法推行時，為了逃避供養(yǎng)軍隊的高額賦稅與被抽去當兵的雙重威脅，民間發(fā)生了不止兩三起自殘事件，嚴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
一般來說，只有這種來自民間的呻吟，最容易使這些具有社會和文化良知的文人們激動起來，這也是他們之所以能夠長留在歷史與人民心中的重要原因。
生活在一千年之后的我們，很難如臨其境地體會當時人們的處境。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只能根據(jù)那些文獻史料、經(jīng)驗與常識去推測當時所發(fā)生的一切。然而，假如我們仔細思索二十世紀最后二十年間，在中國大陸發(fā)生的一切的話，通過這些我們曾經(jīng)親身感受過的事情，再回過頭去觀照發(fā)生在一千年前的那場變法，自然會生發(fā)出許多不同的觀感。這樣做很有可能比單純理論上的推導(dǎo)更可靠。
在當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進行一場變革，其艱巨復(fù)雜的程度自不待言。從安徽小崗村的星星之火到今天，二十多年的歷程告訴我們：改革的成功與進步，至少需要滿足下列必要與充分條件：國家決策層治理好國家的政治善意與目標，改革目標與社會發(fā)展、人民需求的深度吻合，社會發(fā)展程度與改革步驟的適應(yīng)，具有政治智慧、耐心和洞察力的改革政策、策略、步驟與準備，穩(wěn)妥而正確的實施路徑，貫徹執(zhí)行改革的人力資源等等。從中國改革到目前為止所取得的進展來看，上述判斷應(yīng)該不算冒昧。
以此返觀一千年前的王安石變法，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上述需要滿足的必要與充分條件中，只有第一條，即政治善意與目標勉強可以算是得到滿足了，其他所有條件，不是殘缺不全，就是根本無從談起，有些甚至相反。
司馬光成為王安石變法的堅定反對派之后，曾經(jīng)以他特有的方式，連續(xù)三次致信王安石，勸告他重新考慮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國方略，王安石的反應(yīng)是那封著名的《答司馬諫議書》。從此，二人在政治上分道揚鑣，遂成為政治死敵，不共戴天；在個人友情上則徹底決裂，從此終生不再往來，直到公元1086年，二人同年去世。
帝國陷入黨爭泥沼
決裂后，司馬光在神宗皇帝的寬容庇護下，躲到大宋帝國的西京洛陽去，專心致志地致力于《資治通鑒》的撰寫。沒有證據(jù)能夠表明，在此期間，他曾經(jīng)組織或者參與過反對變法的實際活動；他的反對派領(lǐng)袖地位，此時更多地表現(xiàn)為精神領(lǐng)袖的作用。有史書記載說，此時，他極少談?wù)摤F(xiàn)實政治。
神宗皇帝去世后，繼位的哲宗皇帝只有九歲，由宣仁太后同處分軍國事，實際就是垂簾聽政。司馬光在皇帝去世后，由洛陽返回開封，參加皇帝的治喪事宜，曾經(jīng)被京城百姓數(shù)百人攔截在首都街頭，群眾高呼：“請先生不要回洛陽，留下來輔佐皇帝，救救百姓。”史稱，司馬光相當恐懼，迅速離開開封，返回洛陽。
當年五月，司馬光奉堅決反對變法的宣仁太后之命返回京城，開始主持中央工作。到第二年九月病逝前，以一年半時間及其與王安石同樣不聽任何反對意見的精神，將十七年變法新政全部廢除。包括于民于國兩相便利的免役法在內(nèi)。史稱“元礻右更化”。堅決反對變法，但贊成實行免役法的蘇東坡、范純?nèi)实热耍ㄗh司馬光區(qū)別對待，保留那些經(jīng)實踐證明合理的新政，免得用另一種方式繼續(xù)糟蹋了老百姓。結(jié)果，遭到司馬光斷然拒絕。致使蘇東坡、范純?nèi)实热讼喈斻皭澋貒@息：奈何又一位拗相公。意思是，怎么又出了一個和王安石一模一樣剛愎執(zhí)拗的宰相。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細節(jié)：
王安石不惜與眾多親人、朋友、同事反目，也要忠實于自己的政治理想與信念，堅定而執(zhí)著。如今，司馬光表現(xiàn)出了同樣決絕的堅定與執(zhí)著。這種政治非理性令人感到極度不安。當這種令人敬重的品質(zhì)與完全拒絕不同意見相結(jié)合時，在這兩位偉大人物身上，同樣使人產(chǎn)生了一種感覺：美好的品格被不適當?shù)�、過分地濫用了。于是，政治寬容、理性精神、必要的妥協(xié)與長遠的目光全部不見了，堅定與執(zhí)著變成了執(zhí)拗與剛愎自用，帝國的政治空氣之中，被兩位政治領(lǐng)袖從不同方向注入了一股同樣強烈的、帶有戾氣的不祥氣息。它是一把雙刃劍，鋒芒所向，絲毫不留余地，在傷害了對手的同時，勢必同時傷害自己所鐘情的事業(yè)。從此，我們只能無奈地看到，在兩位領(lǐng)袖開辟的道路上，他們那些不成器的繼承人，越走越遠，越走越趨向下流。公元1086年，即宋哲宗元礻右元年，四月，王安石在江寧府，就是今天的南京去世，時年六十六歲；九月，司馬光病逝，時年六十八歲。此后，到公元1093年，即宋哲宗元礻右八年，在宣仁太后主導(dǎo)下，帝國政府致力于清除王安石變法影響、恢復(fù)祖宗舊制的工作，前后歷時九年。至此，支持變法的政治派別，被時人稱之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一派，則被稱之為“元礻右黨人”。帝國政治陷入黨爭的泥沼，不可自拔。
公元1093年，宋哲宗親政，這位可能有某種心理生理缺陷的十八歲皇帝，再一次起用變法派人士，全面恢復(fù)變法新政，嚴酷打擊元礻右黨人，前后歷時六年有余。蘇東坡等元礻右黨人在元豐黨人章忄享這位昔日朋友的苛酷荼毒之下，陷入晚年極為悲慘黯淡的境地。以王安石事業(yè)繼承人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在帝國政壇最高層的章忄享宰相，不計后果不留余地地整治政敵，他甚至正式提出，要將司馬光的墳?zāi)咕蜷_，暴骨鞭尸；同時制定了一整套摧殘元礻右黨人及其子女后代的計劃。只有當他的同僚警告他不要開這種先例，免得冤冤相報時，他才勉強放棄了這個誘人的念頭。
公元1100年，二十四歲的宋哲宗病死。宋徽宗趙佶繼位，由討厭新政的向太后垂簾聽政。其間，再次起用元礻右黨人，廢除變法新政。九個月后，向太后患病歸政，宋徽宗正式執(zhí)掌大權(quán)。
上帝仿佛存心要毀滅北宋帝國一般，數(shù)年間，波詭云譎，政潮疊起。每翻覆一次，便使帝國的元氣正氣衰減一分，直到病入膏肓。
隨著兩位具有大家風度的政治領(lǐng)袖去世，兩派政治力量由道義與治國理念之爭，蛻變成私利、意氣與權(quán)力之爭，由確曾有過的君子之爭，墮落為真正的小人之爭。從此，在大宋帝國的政治舞臺上，再就很少見到那種信念堅定高遠、人格高尚純粹、學術(shù)博大精深的偉大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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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王安石出生于仕宦家庭，自幼勤奮好學，博覽群書，曾隨文宦游南北各地，接觸到一些社會現(xiàn)實。對農(nóng)民的痛苦生活有所了解。因此，年輕時便立下了“矯世變俗”之志，他于二十二歲中進士后，歷任淮南推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東刑獄提典等職，均能體恤民情，為地方除弊興利。北宋嘉佑三年（1058）任支度判官時，向宋仁宗上萬言書，對官制、科舉以及奢靡無節(jié)的頹敗風氣作了深刻的揭露，請求改革政治，加強邊防，提出了“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原則，但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視。
1067年神宗即位，王安石出任江寧（今南京）知府，旋被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二年（1069）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即開始實施變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場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nóng)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同時，改革科舉制度，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對農(nóng)民的剝削，促進了農(nóng)田水利事業(yè)的發(fā)展。國家財政狀況有所改善，軍事力量也得到加強。但由于司馬光等保守勢力的激烈反對，新法在推行中屢遭阻礙，宋神宗也時有動搖。熙寧七年，王安石被迫辭相，再任江寧知府，次年二月復(fù)任宰相，王安石復(fù)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變法派內(nèi)部分裂嚴重，新法很難繼續(xù)推行下去。1076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請求離職。同年，長子王雱病故，王安石極度悲痛。十月，王安石辭去宰相之職，退居江寧半山園，后被朝廷封為“荊國公”。后人稱其王荊公。
少年英才
王安石題跋像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臨川（今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qū)）。他的父親王益，時任臨川軍判官。王安石自幼聰穎，酷愛讀書，過目不忘，下筆成文。稍長，跟隨父親宦游各地，接觸現(xiàn)實，體驗民間疾苦。文章立論高深奇麗，旁征博引，始有移風易俗之志。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王安石隨父入京，以文結(jié)識好友曾鞏，曾鞏向歐陽修推薦其文，大獲贊賞。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授淮南節(jié)度判官。任滿后，王安石放棄了京試入館閣的機會，調(diào)為鄞縣知縣。王安石在任四年，興修水利、擴辦學校，初顯政績。
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愛民，治績斐然。宰相文彥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紀守道向仁宗舉薦他，請求朝廷褒獎以激勵風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級提拔之風為由拒絕。歐陽修舉薦為諫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辭。歐陽修又以王安石須俸祿養(yǎng)家為由，任命他為群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與周敦頤相知，聲譽日隆。
王安石主張“發(fā)富民之藏”以救“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數(shù)倍之者。貧民被災(zāi)。不可不恤也�！�
陳說政事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調(diào)為度支判官，王安石進京述職，作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tǒng)地提出了變法主張。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總結(jié)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經(jīng)歷，指出國家積弱積貧的現(xiàn)實：經(jīng)濟困窘、社會風氣敗壞、國防安全堪憂，認為癥結(jié)的根源在于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決的根本途徑在于效法古圣先賢之道、改革制度，進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設(shè)想，建議朝廷改革取士、重視人才。
王安石主張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zhuǎn)積貧積弱的局勢。并以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至覆滅的事實為例，要求立即實現(xiàn)對法度的變革。但仁宗并未采納王安石的變法主張。
懇辭入朝
此后，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館閣之職，均固辭不就。士大夫們以為王安石無意功名，不求仕途，遺憾無緣結(jié)識；朝廷屢次想委以重任，都擔心王安石不愿出仕。朝廷任命王安石與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辭謝多次才接受。不久，王安石任直集賢院、知制誥，審查京城刑獄案件，朝中士大夫都引為盛事。
王安石在京任職期間，朝廷規(guī)定舍人院不得申請刪改詔書文字，王安石認為立法不該如此，據(jù)理力爭，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因母親病逝，遂辭官回江寧守喪。
宋英宗在位時期（1063年—1066年），屢次征召王安石赴京任職，他均以服母喪和有病為由，拒絕入朝。
越次入對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起用他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從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
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神宗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jīng)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召見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國之道，首先要確定革新方法”；勉勵神宗效法堯舜，簡明法制。神宗認同王安石的相關(guān)主張，要求其盡心輔佐，共同完成這一任務(wù)。
王安石隨后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指出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熙寧變法
參見：熙寧變法
熙寧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躋身執(zhí)政之列。王安石提出當務(wù)之急在于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為指導(dǎo)變法的實施，設(shè)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由王安石和陳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呂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wù)，派遣提舉官四十多人，頒行新法。
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他在全國范圍內(nèi)推行新法，開始大規(guī)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nóng)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
熙寧四年（1071年），王安石頒布改革科舉制度法令，廢除詩賦詞章取士的舊制，恢復(fù)以《春秋》，三傳明經(jīng)取士。同年秋，實行太學三舍法制度。
新舊黨爭
參見：新舊黨爭
變法伊始，王安石對神宗提出奸佞之論，建議神宗要辨別小人并加以懲處。新法頒布后，王安石擢拔呂惠卿、章惇、蔡確等多人，參與變法的實施。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借以扭轉(zhuǎn)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法令頒行不足一年，圍繞變法，擁護與反對兩派就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及斗爭。
御史中丞呂誨控訴王安石變法十大過失，神宗貶為地方官，王安石舉薦呂公著代替其職。韓琦上疏規(guī)勸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對派的巨大壓力下，神宗打算同意，執(zhí)政曾公亮、陳升之等乘機附和，王安石雖多方辯駁，神宗仍然認為應(yīng)聽取各方面的建議。隨后，王安石稱病在家，繼而請求辭官歸隱。韓絳等規(guī)勸，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陳數(shù)朝廷內(nèi)外諸官互相依附勾結(jié)的情況，進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懷天下。
御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nèi)�、李常、孫覺、胡宗愈都因為與王安石意見不合，相繼離開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彈劾李定違背孝道，皆被罷出朝廷。其后，呂惠卿因父親去世離開朝廷，王安石便對曾布委以重任，對他非常信任。
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三次寫信給王安石（《與王介甫書》），列舉實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fù)舊制。王安石回信（《答司馬諫議書》），對司馬光的指責逐一反駁，并批評士大夫階層的因循守舊，表明堅持變法的決心。隨后神宗欲起用司馬光任樞密副使，司馬光趁機復(fù)議廢止新法，神宗沒答應(yīng)，司馬光遂辭職離京。
熙寧四年（1071年），開封百姓為逃避保甲，出現(xiàn)自斷手腕現(xiàn)象，知府韓維報告朝廷。王安石認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爭議紛紛，百姓更容易受到蠱惑。神宗則認為應(yīng)聽取百姓之言。
罷相始末
熙寧七年（1074年）春，天下大旱，饑民流離失所，群臣訴說免行錢之害，神宗滿面愁容，欲罷除不好的法令。王安石認為天災(zāi)即使堯舜時代也無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監(jiān)安上門鄭俠反對變法，繪制流民旱災(zāi)困苦圖獻給神宗，并上疏論新法過失，力諫罷相王安石。
同年四月，曹太皇太后（慈圣皇后）、高太后（宣仁皇后高滔滔）亦向神宗哭訴“王安石亂天下”。神宗對變法也產(chǎn)生了懷疑，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職務(wù)，改任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從禮部侍郎超九轉(zhuǎn)而徑授吏部尚書之銜。
王安石罷相后，奏請神宗讓呂惠卿任參知政事，又要求召韓絳代替自己，二人堅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呂惠卿掌握大權(quán)后，擔心王安石回朝，借辦理鄭俠案件的機會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又興起李士寧案件來傾覆王安石。韓絳覺察到呂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請召回王安石。
熙寧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同年，王安石《三經(jīng)義》寫成，加封為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呂惠卿外調(diào)為陳州知州。王安石復(fù)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變法派內(nèi)部分裂嚴重，新法很難繼續(xù)推行下去。
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請求離職。同年，長子王雱病故，王安石極度悲痛。十月，王安石辭去宰相，外調(diào)鎮(zhèn)南軍節(jié)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次年，改任集禧觀使，封舒國公。
元豐二年（1079年），再次被任命為左仆射、觀文殿大學士，改封荊國公。
病逝江寧
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趙煦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哲宗即位后，加王安石為司空。
高太后在神宗時就強烈反對變法，等到自己聽政后，立即起用司馬光為相。司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廢除新法。史稱“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享年六十六歲，獲贈太傅，葬于江寧半山園。
紹圣元年（1094年），章惇執(zhí)政，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廟庭，謚號“文”。
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孔廟。后至靖康元年（1126年），又被追奪王爵，毀去配享的畫像，降王安石從祀于廟廷。
史料記載
范沖等《神宗實錄》
脫脫等《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傳第八十六》
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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