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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xué)經(jīng)典選讀-鬼谷子(七)/哪里都有三里屯
國學(xué)經(jīng)典選讀——鬼谷子·七
借鑒往事，研究現(xiàn)狀，預(yù)測未來
原典
圣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陽德之者，有以陰賊之者，有以信誠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陽勵于一言，陰勵于二言，平素、樞機以用；四者微而施之。于是，度以往事，驗之來事，參之平素，可則決之；公王大人之事也，危而美名者，可則決之；不用費力而易成者，可則決之；用力犯勤苦，然而不得已而為之者，可則決之；去患者，可則決之；從福者，可則決之。故夫決情定疑萬事之機，以正治亂、決成敗，難為者。故先王乃用蓍龜者，以自決也。
譯文
圣人主要是通過這五個途徑來完成大業(yè)的：有的用陽道來感化，有的用陰道來懲治，有的用信義來教化，有的用愛心來庇護(hù)，有的用廉潔來凈化。行陽道的圣人都是努力做到守常如一，行陰道的圣人則努力掌握好事物對立的兩面。要在平時和關(guān)鍵時刻巧妙地運用這四方面，并且小心而謹(jǐn)慎地行事。他們根據(jù)推測以往的事，來驗證未來的事，再參考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如果分析認(rèn)為可行，就作出決斷；王公大臣的事，崇高而享有美名的，如果可以就作出決斷；不用費力輕易可獲成功的事，如果可以就作出決斷；費力氣又辛苦，但不得不做的，如果可以就作出決斷；能消除憂患的，如果可以就作出決斷；能實現(xiàn)幸福的，如果可以就作出決斷。因此說，合情合理地解決事情，準(zhǔn)確無誤地確定事情的疑難，是所有事情的關(guān)鍵。而對澄清動亂，預(yù)知成敗，這些非常難以做到的事情，古代先王就用筮草和龜甲以占卜的方式，來決定一些難以解決的大事。
哪里都有三里屯
文/柴靜
1894年，美國傳教士亞瑟·史密斯寫過一本書《中國人的性格》。他觀察到中國人有一個明顯的特點，是缺乏精確性：“分布在城市邊的幾個村子，跟城市相距一到六里，但每個村子都叫三里屯。”
中國的“一串錢”，永遠(yuǎn)不可能是預(yù)想的一百文。陜西省是83文，直隸是33文，“這給誠實的人帶來無窮的煩惱”。
史密斯嘆息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問一個中國廚師，面包里為什么不放鹽？答案就一個：‘我們在面包里就不放。’你們這個城市有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為什么不留一點兒過冬？答案也只有一個：‘不，我們這兒冬天從來沒有冰制食品。’”
這種缺乏科學(xué)精神的文化，滲透在整個老大帝國。蔡元培評論過：“自漢以后，雖亦思想家輩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圍……我國從前無所謂科學(xué)，無所謂美術(shù)，唯用哲學(xué)以推測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懸想獨斷�！�
清朝覆亡后，北京這座中世紀(jì)都城開始現(xiàn)代化，需要建設(shè)用的工程藍(lán)本和施工程序，時任交通總長的朱啟鈐，只找到一本《大清會典》。這是記述清朝典章
制度最權(quán)威的典籍，其中建筑規(guī)范的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幾十頁——怎么做到的？所有的數(shù)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為什么官府不記載這些技藝？朱啟鈐說：執(zhí)筆寫文件的人，一看術(shù)語艱深，比例、數(shù)字都繁復(fù)，寫到文件上怕上司詰問起來，自己說不清，干脆就都刪汰了。
越這樣，當(dāng)官的越不懂，“一切實權(quán)落入算房樣房之手”，想寫多少寫多少，“隱相欺瞞”。
《中國人的性格》出版時，亞瑟·史密斯已經(jīng)在晚清中國生活了22年，他在書中寫道：“一個拉丁詩人信奉一句格言：‘一個了解事物緣由的人，才是幸福的�！绻≡谥袊瑫堰@格言改成：‘試圖尋找事物緣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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