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華》讀后感：歸位
歸位
——《芳華》讀后感
金乾波
昨天讀完嚴歌苓的小說《芳華》，今早看了一遍馮小剛改編的電影《芳華》。慢慢梳理思緒，覺得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其實都在向人們訴說著一場人性歸位的故事。
故事是從1976年開始的。那年我三歲。對那個時代，我雖然沒有直接感性的認識，但通過文學、影視作品及長輩的言談，還是不算很陌生。讀小說的時候，一個概念經常閃爍在我的腦海里——變形。我在小說的第66頁頁腳處，情不自禁地寫下“當代《變形記》”五個字。相較卡夫卡用現(xiàn)代主義手法寫成的《變形記》而言，嚴歌苓沒有用夸張、變形的手法記敘處在那個特殊時期的人們思想、性格的變形，而是直接用人物形象的方式記錄著。
劉峰是個不折不扣的好人，他盡已所能幫助所有的人，于是他被推舉為模范、標兵，參加各種表彰活動，出席各種報告講座。難得的是他的人性沒有多大變形，他既沒有因為這些榮譽而自我膨脹，為自己去撈好處，給自己的人生加分，也沒有因為這些外在標簽式的東西去刻意拔高自己，為難自己，而是按照自己的本性過著自己的生活——他甚至為林丁丁而放棄上大學的機會。這是十分難得的，幾乎達到了莊子筆下宋榮子“舉世譽之而不加勸”的境界。證明他的人性沒有扭曲的事件是他向林丁丁表白。這是一個正常人的正常情感，他的舉動也是正常人的正常行為，算不上光輝，但卻是人性高揚的表現(xiàn)。
人性扭曲的是旁人�！坝|摸事件”中，林丁丁是無辜的。她接受不了劉峰的愛，不是她水性揚花，盡管她周旋在干事和大夫之間，那也是青春少女的正常情懷；也不是她看不起劉峰，盡管她希望找到一個門當戶對的高干子弟；而是因為幻滅。劉峰在她心目中就是神，就是圣人，她怎么也接受不了一個閃耀著圣人般光潔的人竟然也有常人的情欲。
自己心中供奉的某種東西坍塌，那種痛苦和震撼是巨大的。我在師范讀書時，偶然發(fā)現(xiàn)我的同班同學中有人勾結校外人員到宿舍偷東西，我的心中就有類似的感覺，那應該算是我第一次正視人間的惡與丑。1997年，也就是二十年前。我生病了，一位學生來我房間問題，看我正在掛吊瓶，她當時驚訝得半天合不攏嘴，因為在她心目中，老師怎么可能會生病呢？我記敘這些，讀者可能會啞然失笑。是的，一個人就是這樣一點一點認識社會，認識人性的。在沒有全面客觀充分認識的時候，我和我的學生就是這樣單純，或者說純潔，當然說傻也對。當年的林丁丁也是這樣。
如果是林丁丁一人無法接受光環(huán)下的劉峰，那也是正常的，因為愛情這事不能勉強，人人都有愛的權利，人人也都有不愛的權利，無可厚非。造成劉峰命運轉折的原因是當時的人們人性扭曲了。人們人性的扭曲，是因為當時社會是扭曲的。劉峰擁抱林丁丁，怎么看都是私人行為，怎么定性是林丁丁的事，林丁丁可以一笑了之，可以叫男朋友來揍劉峰一頓，甚至可以告劉峰性騷擾，但無論如何都不關旁人的事。影響劉峰命運的，不是林丁丁，而是旁人——上面政工部門上綱上線地調查，下面的戰(zhàn)友無窮無盡地揭發(fā)——這才是問題的癥結。
我們也沒有必要去詛咒那些得到過劉峰幫助而現(xiàn)在落井下石的人，包括劉峰花30塊錢給他打了一對沙發(fā)的炊事班馬班長。那時，批判劉峰是大勢所驅，有幻滅感的人絕對不是林丁丁一個，在那種風氣影響下，不做出點什么，似乎顯得自己另類。這種從眾心理，加重了對劉峰的傷害。反倒是何小曼在劉峰臨走時的送別，讓人看到了溫情，電影和小說都用旁白的形式告訴大家：“一個始終不被善待的人，最能識別善良，也最能珍惜善良。”
劉峰從神壇上走下，但走過頭了。他愛的是1978年的林丁丁，在林丁丁的那一聲“救命啊”中，他對林丁丁產生了怨恨。他帶著一顆向死的心，希望成為一個被歌頌的英雄，讓身為獨唱歌手的林丁丁不得不傳唱他的英雄事跡。這是一種報復心理。但我們不能報怨他，要知道劉峰比我們高大高尚多了，如果我處在劉峰的環(huán)境中，也許徹底淪落了，或者上吊自殺，或者一下子崩潰；而劉峰沒有——他選擇了承受。
劉峰的人性回歸是在結尾，他能坦然面對生活，接受戰(zhàn)友的資助，包括何小曼對他的關懷。電影改編得更為出彩。當何小曼（電影里叫何小萍）問他過得好不好時，他說：“什么叫好？跟那些戰(zhàn)死的'戰(zhàn)友相比，我能說不好嗎？”此時的劉峰，真是嘗盡世味百態(tài)后“絢爛之極的平淡”，是一個真正而大寫的平凡的人。
我們不要責怪那群青春激蕩的年輕人！他們對何小曼的欺負，對劉峰的調侃，都是少不更事，或者說年少輕狂。想想我們自己，從十幾歲激揚文字的歲月到如今大腹便便的中年，誰沒有做過隨波逐流的事？誰沒說過從眾的話？即使到了今天，我們有時也不得不說一些違心的話做一些違心的事，因為我們是人，得生存，得獲得大眾的認可；而我能做的，是盡量不做違心的事不說違心的話，如果不得不做不說那就盡量少做違心的事，少說違心的話。
故事中另一個人性歸位的主角是何小曼。何小曼因為童年的不幸，讓她養(yǎng)成了膽小、內向、自卑的性格，她一心想逃離自己的家庭，以期獲得尊重，但她的性格造就了她的猥瑣，而這種猥瑣使她備受人們的歧視和排斥。在何小曼這個人物的塑造上，小說比電影深刻得多，也細膩得多。我們同情何小曼，但沒有必要過分苛責哪些捉弄、刁難、歧視、欺侮何小曼的戰(zhàn)友，他們主要是年少不懂事。無論是小說《芳花》還是電影《芳華》，都沒有壞人，沒有喪心病狂的人，有的是普通的人，平凡的人，他們說了傷害別人的話，做了傷害別人的事，都不是苦心孤詣地設計，而是大勢所趨，隨性而為，隨眾而為。好在有劉峰，劉峰讓何小曼的人生打上了亮色。
應該受到譴責的是何小曼的生母。在小說里，何小曼的生父是自殺身亡的，自殺的原因是父親被打入右傾后母親的鄙視，他付不起為女兒買油條的幾毛錢——錢全被母親管死了。我記得我的母親在世時，經常給我們念叨父親被下放回家時，母親是如何無限接納父親的。我的母親是文盲，是憑著自己的本能做了那些保護自己的丈夫和兒女的事，這種本能叫善良。
當然，何小曼的母親也是可以原諒的，因為那個時代比之更過分的事多了去了，所以何小曼的悲劇與其說是家庭悲劇造成的性格悲劇，不如說是社會悲劇。何小曼參軍，并沒有擺脫童年的魔咒，她受到環(huán)境的欺壓，是自己的性格造成的。何小曼在演出時裝病，只是希望獲得一種受寵的感覺，或者說是替劉峰報復當時的文工團。她上前線，意外成了英雄，人生一下子從最低谷走上了巔峰，這種強烈的反差讓她精神錯亂——此時，她的人性扭曲達到了極致。
何小曼是善良的，所以她才會不適應。換個角度說，正因為她生病住進精神病院，我們才覺得她是可親可近的，她是跟我們一樣平凡而樸實的人。電影里，她在草坪上獨舞，讓我淚流滿面，此時的她真正找到了自己。電影的結尾，她終于向劉峰說出了“抱抱我”的要求時，我也是淚流滿面的。在劉峰受到處分前往伐木場的時刻，兩顆苦難的心走在一起，那是正常不過的。遺憾的是，那時的劉峰剛從圣人被打落在地，還沒有完全回歸人性，所以沒有給何小曼機會，也沒有給自己機會。
何小曼表白十年后，把劉峰從死神哪里拉了回來，兩人雖然沒有結婚，但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都向人們昭顯了人性的光彩：他們過得很平淡，但很平和。
很多人評價《芳華》尺度過大，其實細細咀嚼，無論是嚴歌苓，還是馮小剛，都不是以揭露人性的陰暗為主要目的。人性是復雜的，加繆在《局外人》里強調：“人性之復雜經常會超出人的預期，如果不想承受惡果，就不要去做任何試探人性的事情，不要誘惑，也不要挑戰(zhàn)�！�
我在這里要說的是，我們也不要指責。如果我們身處哪樣的時代，哪樣的環(huán)境，我們能比他們好多少？
看了《芳華》后，幾乎所有的人都會感嘆“好人沒有好報”。其實，“好人好報”是對社會、對人性沒有全面認識而發(fā)出的美好憧憬。在這個世界上，好人跟好報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關系，因為世事難料，偶然因素太多；但“多行不義必自斃”，“天作孽，猶可贖；自作孽，不可活”卻是真理。
《芳華》里沒有壞人，他們不是冷漠，不是自私，只是少不更事。
小說和電影各有所長，小說更深刻，更細致，更貼近生活真實，電影更溫情。建議大家還是讀讀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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