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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疆雜記散文
返回博州第二天,便再次來到貝林哈日莫墩鄉(xiāng),這次要呆二十天。
早春開始回暖。村莊四周冰雪已經融化,田壟微微濕潤,河上冰蓋融裂處,夾雜泥沙而泛黃的河水歡快地流淌。博爾塔拉河豐水期即將到來,貝林哈日莫墩開始進入春耕備耕時節(jié)。
元宵節(jié)早上,在“旁聽”了鄉(xiāng)政府所在地的貝林哈日莫墩村的“排工會”后,我去察看了該村所屬的6000多畝耕地。春耕在即,因涉地下水過度開采,根據環(huán)保督察整改意見,貝鄉(xiāng)部分機井面臨關封。這塊耕地或有部分涉及。封井將導致部分土地無水棄耕,為此,農戶關切,干部撓頭。
在春風吹面微寒的田壟邊,村里的老龔給我講起了他的貝鄉(xiāng)故事。
老龔是四川南充人,上世紀80年代初進疆來到貝鄉(xiāng),當時只有十五六歲。在老家聽早年來疆的老鄉(xiāng)說,貝鄉(xiāng)土地多,需要勞動力,于便跟著哥哥姐姐一起來了。先是幫工,后逐漸落戶,給分配了一塊荒地開墾耕作。分到的土地,原是蘆葦蕩子與鹽堿地,耕作三年以上,才不再虧本,成為熟地,F在,貝鄉(xiāng)原野上的鹽堿荒地,經過一批批老龔這樣的外來人開墾,已成為一片片的基本農田,土質很好,出產豐饒。
老龔算個能人,落戶后除了種地,還干了很多營生。開過幾年手扶拖拉機后開貨車,跑伊犁販運過幾年煤,積了一些家底。后又開店賣農資,與人合伙開塑料廠生產農用地膜,貸款購買棉花收割機幫農戶采棉花。步步走在前頭的能人,收入自是不錯,日子過得殷實。老龔有一兒一女。女兒考取了公務員,在博樂市里工作。兒子子承父業(yè),種了自家分配的、開墾的加承租的共四百多畝地,機械化作業(yè),活計輕松,結了婚正準備生娃,生活有滋有味。
貝鄉(xiāng)是北疆典型的移民鄉(xiāng)村,老龔是眾多貝鄉(xiāng)外來墾荒人中的一個。到貝鄉(xiāng)下沉以來,經常進村入戶,碰到的漢族群眾都是不同年代從內地遷移來的。
在瑪尼鄉(xiāng)村,我在入戶走訪時看望了已84歲高齡的李顯義老人。李老是老鄉(xiāng),湖北黃陂人。1960年,已26歲,當過兵復員回鄉(xiāng)結婚生子的他,響應國家號召支邊來疆,是那一批從老家出發(fā)支邊的19名青壯年的隊長。他們先到了烏魯木齊,在一個工廠干了兩年,接著又下放到博樂紅旗公社紅衛(wèi)大隊(瑪尼鄉(xiāng)村的前身)。1963年前后,組織上安排接支邊青壯年在內地的家屬來疆,于是他們老婆孩子全來了,從此開始了這里的生活。
58年過去了,已近一個甲子。當年的熱血青年,已是英雄暮年。不過,李老精神矍鑠,身體狀況不錯,還比較健談。膝下早已兒孫滿堂,進疆前有兩個兒女,進疆后又添了五個,一共七個子女,現在兒子、孫子、曾孫已有38人,后輩多在疆內生活,部分在內地工作。兒孫都已進了城,早多年便想接他進城,他不愿離開村里,說一切習慣了,要在這里安度晚年。
然而,在貝鄉(xiāng),不是所有外來人都如李老那般聽從組織安排且順其自然地安樂生活,也不是所有外來人都有老龔那般能干而全過上了好日子。在貝鄉(xiāng)街區(qū)附近的一簡陋出租屋內,我碰到了老鄭。他的故事,卻是外來者的另一個版本。
一個乍暖還寒的上午,踏進老鄭簡陋狹窄的租住房,撲鼻而來的是一股煤煙與剩飯菜混合的強烈怪味。老鄭躺在床上喘著粗氣,說昨天晚上心臟病復發(fā)了,半夜起來找藥吃才熬過來。我們是為排查取暖小土爐而上門的。初春回暖,氣壓氣流變化,小土爐煤煙外排容易受阻,疆內每年一氧化碳中毒事故不少。與村里的同志、老鄭商量,其一個人燒爐子,煤煙味太重,不利呼吸,容易引發(fā)心臟病,讓其晚上到村部文化室去暫住十多天,等氣溫轉暖穩(wěn)定不用燒爐子了再住回來。老鄭同意了。
老鄭已經六十八了,八十年代早期從四川達州遷來的,在一個農墾公司落戶,先是承租了一塊土地后卻因各種原因被公司收回,沒有了土地后便靠打工幫工養(yǎng)家糊口,一直租房子住。早些年,老伴去世了,兒子長大成人遷回四川老家成家了,剩下他一人孤守在貝鄉(xiāng)。年紀大了,干不動了,加之冠心病,現在思鄉(xiāng)歸鄉(xiāng)心切。聯系老家多次,原籍竟已不接收。我讓村里弄個證明,擬試著從官方渠道聯系,若符合政策,盡量爭取幫其落葉歸根。
從內地來貝鄉(xiāng)的墾荒人數眾多。新中國成立以來,一批又一批內地人先后來到貝鄉(xiāng)。他們來的年代不同,進疆方式不同,政策環(huán)境不同,性格命運不同,人生境遇也不同。外來人員來源地域廣泛,原籍遍及江浙魯豫、湘鄂贛皖、川貴陜甘。按入疆年代不同,大體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50、60年代來的支邊青壯年。他們是由組織上安排到博樂支邊戍邊的一代人,一般根據來源地成建制地分配到過去貝鄉(xiāng)原來所屬的“紅旗公社”、“紅泉公社”下面的農業(yè)大隊。比如來自湖北黃陂的,大多安排在了夏爾井大隊。為讓支邊青壯年穩(wěn)得住、留下來,他們內地的家屬在組織安排下陸續(xù)接到這里,從而真正安家落戶、成家立業(yè),成了“新疆新土著”。80年代聯產承包到戶后,他們一般都分配有或自己開墾了較多的土地,日子整體不錯,斈徉l(xiāng)村的李老,是這一代人的典型代表,他們在新疆已有了二代、三代甚至四代,有的已經過世,永遠歸入了這方土地。
第二類是70、80年代來投親靠友的人。第一類青壯年進疆后,老家的親戚、同鄉(xiāng)聞訊,聽說土地多,條件不錯,便千里迢迢來投靠。他們自發(fā)而來,一般在內地生存生活境遇并不太好,有的家庭成份出身不好,有的人家田少人多養(yǎng)活不了那么多兒女,有的種種原因生活不如意,于是想出來闖闖,換口氣,找到新的活路。這一類尤其在83年、88年兩次聯產承包責任制分田到戶前來的,都落了戶,分到了土地,過上了穩(wěn)定的生活,老龔屬于這一類人中的成功者。
第三類是90、00年代來貝鄉(xiāng)的打工者、土地承包戶。貝鄉(xiāng)土地多,在機械化程度不高的年代,播種、鋤地、撿棉花等各種農活,吸引大批內地人來打工幫工。農忙時節(jié),外來打工幫工的貝鄉(xiāng)流動人口高達2萬多,遠超過本地人口。因已錯過了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年代,落戶政策也發(fā)生了變化,這一類晚來者的景況差異較大。地多人少、農活常有,很多打工者常年留在貝鄉(xiāng)生活,有條件的還直接租賃承包土地耕作。有的是候鳥式生活,開春時進疆,夏秋在貝鄉(xiāng)打工或種地,冬閑再回到內地老家。有些有本事的則落了戶,有自家的房子,有租賃土地,甚至成了種養(yǎng)大戶。有的長期未落戶,但也有房屋,而且在這里已有了兒女、孫輩,只是在管理上視作為常住流動人口。而一些自身條件弱的,如從四川大涼山區(qū)來的,長期在鄉(xiāng)區(qū)附近租住,以打工幫工為生,他們一般來的時間較晚,多為2000年以后直至近年。
隨著人口的增多,開墾的土地也越來越多。貝鄉(xiāng)早年列入統(tǒng)計的土地只有4萬多畝,經過多年開墾,現已達12萬畝以上。于是,一方面,有戶籍的農戶平均耕地較多、收成較好、生活較殷實,村隊也因有較多發(fā)包租賃土地、集體經濟實力不錯;另一方面,土地確權矛盾、地下水過度開采、外來人口管理服務等諸多問題隨之而來,成為鄉(xiāng)村兩級治理的重要內容。
時代在變遷,貝鄉(xiāng)的生產生活也在變化。近年來,農業(yè)機械化程度加快,如棉花播種、灌溉、施肥、噴藥、采摘已基本全程機械化作業(yè),大大減少了農業(yè)生產的用工需求。農時季節(jié)已沒有過去的繁忙,鄉(xiāng)里也不再有外來打工者高度聚集的盛況。城市化進程同樣深刻影響著邊疆的鄉(xiāng)村,貝鄉(xiāng)農民日子過好了,百分之六七十在博樂城內買了商品房,過著“冬城夏村”的生活,而許多貝鄉(xiāng)人的二代、三代,出州、出疆求學務工經商,有的回了內地原籍老家,有的留在了外面的繁華都市,他們應該不會再回來了。
惟有那些長期常年在貝鄉(xiāng)生活,上了年紀的老弱者、打工者、承租人,大多依然留守在這里,或因為家業(yè),或因為圈子,或因為習慣,或因為重土難遷,或因為無家可歸,或因為無處可去……
李老與老龔、老鄭,都是貝鄉(xiāng)墾荒人的普通代表。他們在青壯年時奔著貝鄉(xiāng)的土地而來,帶著能過上更好日子的樸素夢想,落業(yè),成家,生子,扎根,從此他鄉(xiāng)成故鄉(xiāng)。不是所有的夢想都那么美好,生活的坎坎坷坷里,既會有老龔般的順意年景,也會有老鄭般的窘迫時光。在遷移而來的多年心路歷程里,或許他們不斷比較,反復估量,時常猶豫,卻在堅守。在這樣的過程中,在歲月的芳華里,他們慢慢適應了這里的生活,習慣了這里的水土,慢慢成為了一個真正的貝鄉(xiāng)人。
三月下中旬,住在城里的貝鄉(xiāng)人就要返村,準備在春天里開始一年的耕作。北疆廣袤而肥沃的田野,如同嗜睡的少年剛剛掙開雙眼,只待那一聲春雷的徹底喚醒。鄉(xiāng)村的道路上,混合著冰雪、泥土、枯草的清冽氣息,撲面而來。春天來了,真好!
于是,這一個個普通的貝鄉(xiāng)故事,這一段段平凡人的遷徒歷程,寫就了一部美麗祖國北疆的偉大鄉(xiāng)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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